7673　东京的月亮圆不圆?

　　Author :沙叶新

　　Issue : 总第 142期

　　Provenance :新民晚报

　　Date :199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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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站在东京街头随便向人群扔十个石子，准有几个会扔到上海人的头上。还有人说，在东京的西武新宿、大久保和新大久保鼎足而立的三个车站之间早已成为上海人的“金三角”。究竟在东京有多少上海的留学生和就读学生，谁也说不出个准数，连日本的入国管理局也茫然无所知，因为几乎每天都有签证过期“黑”掉而转入地下的中国学生，当然也就难以统计其数了。

　　为了修改我创作的反映留日学生生活的剧本《东京的月亮》，我飞往东京，入国问俗，明察暗访。为了解实情，除了访问语言学校、召开座谈会、多次采访中国学生外，我还假充中国东北的日本残留孤儿去料理店要求打工。我又三次悄悄带着袖珍录音机到“丝纳姑”（酒吧）与上海的陪酒女郎交谈。我甚至去新宿歌舞伎町的妓院去寻找干那种营生的有没有我们上海的姑娘。真是不到东京不知道，到了东京吓一跳，我极大的震惊我那些年轻的上海男女同胞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日本的最底层，干着最危险、最肮脏、最笨重的活儿，过着卖命、卖笑甚至卖肉的生涯!尽管如此，他们在寄往家里的信中仍然说他们生活幸福、无忧无虑，在寄给父母的彩照上仍然笑容满面、怡然自得，真是可悲、可叹!但也有很多人当他们签证到期返回上海时确实是腰缠万贯、堆金叠玉，可有谁真正知道这些令人艳羡的财富又是怎样用令人发颤的血汗换取来的呢?

　　打工机器

　　H先生已来日本4年，当他向我回忆他刚来时的打工之苦仍然不寒而栗：“我是欠了一屁股债来到日本的，东京的学费、生活费又高得怕人，我不得不拚命打工，发疯似地挣钱，我每天半夜3点就起来送报。要爬楼，送到人家门口，不是往楼下的信箱一塞了事，六点半之前一定要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中。我就像上足了发条，跑个不停。每次送报，在刺骨的寒风中，我就想起小时候唱的《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我在国内好歹也是个田径教练呀，怎么落到这种地步，成了风来雨去的送报老瘪三。送完报，马上赶到池袋一座大楼做清扫工作，运送垃极。九点之前必需做完，我手脚快，八点一刻就做好，赶紧靠在墙边眯一会儿眼。九点一刻，拔腿就奔，像冲刺一样奔到新宿一家日本料理店打工。这份工还算好，算帐、收银，兼做跑堂，干到下午一点。两点乘地铁赶到语言学校，第一件事是签到，第二件事是立即进课堂趴在桌上打瞌睡。口水总是流了一桌子。六点下课。六点到八点有两个小时空闲，我回不去，只能在山手线地铁车厢的座位上睡觉。这条线路是循环的，跑一圈整整一小时。我怕睡过头，把一个双铃的大闹钟放在包里，抱在胸前，拨到七点三废，因为八点到十一点我还要到上野一家中国料理店洗碗。十一点之后到凌晨两点我又在上野车站拆旧建筑。打夜工钱多，尽管一天下来早已精疲力竭，也不得不咬着牙再干二小时。三点钟，又要开始去送报了。日复一日，每天半夜起来，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是鸡过的日子!有一次我在车厢睡觉，闹钟响了，我还没醒。周围的日本人吓一大跳，以为我怀里抱着的是定时炸弹，叫来了警察把我带走……”

　　陪酒女郎

　　女孩子刚到日本大都在料理店打工。我在东京一日三餐都在各种各样的饭店用餐，几乎在每家餐馆都能遇见打工的上海小姐。我惊异她们不少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并愿意与我交谈。我问她们苦不苦、累不累?其中一女孩调皮地说：“苦不苦?以前是想想长征二万五，如今是每天争取日元二万五。累不累?以前是比比革命老前辈，如今是只要扒分不吃也不睡!”说不苦不累是假的，比如洗碗，一连数小时，站在注满洗涤液的池边，腰酸背痛，两臂麻木，小指溃烂，也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承受得了的。有一位在上海当外科医生的小姐，洗了半个月的碗。看看自己拿手术刀的纤纤十指被洗涤液腐蚀得肿胀脱皮，哭了一夜，第二天便到“丝纳姑”去当陪酒女郎了。

　　我在新宿一家叫“新殿”的酒吧里与上海来的陪酒女郎Ｐ小姐交谈。酒吧老板是北京人，刚来时也是边读语言学校边打工，苦了几年有点积蓄，与一日本的妈妈桑合伙承包这家酒吧。夜里12点之前经常的是“轻活”，12点之后是“重活”，即有脱衣舞表演和其他色情项目。同来的Q先生向Ｐ小姐介绍了我的真实身份。Ｐ小姐非常惊喜，说她看过我写的思念我在美国留学的女儿的文章，心想我一定是个好爸爸，就立即与我倾谈。她说她是上海某学院的毕业生，今年24岁，10月份来日本。在一家日本语言学校学习。日本最近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才托人介绍到这里来当吧女。我问她自己干这一行父母知不知道。她说不知道。我问她自己对干这一行有何想法，她说关键在于自己把握好自己。我问有客人欺侮你吗?她说有。“一个日本老头来这里喝酒，看我长得还可以，就说要“包”我，一个月50万日元，还给我买一间房子。每个星期他只要我陪他一个晚上，其他时间我愿意干啥就干啥，他绝不过问。我故意装糊涂，说我刚来日本，听不懂他的话。我又说我是来读书的，在这里打工也是为了交学费，不是为了别的。他看我装傻，在敷衍他，就发火了，要揍我，还告诉妈妈桑说我不识抬举，不给他面子，要妈妈桑炒我鱿鱼。说真的，这种地方不是人待的，每天都在染缸边，再怎么清白，不到半年也要黑得一塌糊涂，太可怕了!”

　　北海道大逃亡

　　许多留学生和就读学生来日本之前都说早已有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思想准备，可来到日本之后才真正懂得什么叫苦，什么叫辱。很多人对我说，在日本最大的苦是吃不到这种苦的苦。3年以前在北海道诞生了第一座日本语学校——飞鸟学院阿寒校。那里从未住过外国人，所以纯朴善良的当地人民对中国就读学生十分友好。为兴办这所学校，町政府非常重视，成立以町长为首的日中友好协议会，每个会员免费负责担任两个中国就读学生的保人，学校还专门提供宿舍、食堂、浴室、理发室、活动室。校方担心就读学生吃不惯日本饭菜，又特地从横滨请来一位中国炊事员，在全日本再也没有这样对中国人如此优厚的学校了。可在一夜之间，很多中国就读学生从学校溜走，这便是震动日本朝野的“北海道大逃亡”。为什么逃亡?因为在北海道偏僻的阿寒町没工可打，而中国就读学生就是要打工!阿寒町学校派车拦截，北海道百姓鞠躬哀求，也追不回、打不动中国就读学生的心。阿寒町学校首批56名中国学生，在半年之后只剩下可怜的7名了。

　　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就读学生东渡日本不是为了表面的镀金，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淘金。他们深知，当今世界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要使自己的国家赶上富国，至少是百年之后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信“五十年不会变”的。因此要使自己能在短时期迅速致富，只有去富国打工这一捷径。他们说就当作去日本劳改两年也划得来，苦过之后回来就成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了!即便有些学生去日本的初衷是真的为了学习深造，但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生活费以及偿还为出国所借的巨额债务，也不得不拚命打工挣钱；而一旦成了打工仔，金钱的巨大诱惑（在日本打一天工的收入往往比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会使大部分就读学生变得很现实，逐渐地勤工而不勤学了。

　　生财“有道”

　　最可叹的是人穷志短。上海就读学生因为穷还干出许多丧失人格、国格的事。

　　有一上海学生两个月来吃遍东京许多著名的料理店，居然分文不付。他每次去餐馆用餐，都叫最好的菜，吃完之后，突然将桌子一拍，大骂起来，店长惊慌地跑来问询。这学生指着碗里问店长：“你看，碗里是什么?”店长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只死蟑螂，于是连忙陪礼道歉，频频鞠躬，这顿饭菜当然也就不必付钱白吃了。有一次他在又一家餐馆用此方法吃白食，被人发现，抄查了他的口袋，口袋里竟有一大把死蟑螂。

　　更可恶的是小偷，小偷小摸已不稀奇，如今是大偷，成批成批地偷。常见的有在大百货公司偷高级西服和裘皮大衣。两个上海学生化装成公司的职工，身上穿着制服，胸前挂着名牌，大大方方地将挂在货架上的几十件西装或大衣推到运货的专用电梯里。以前在日本很少发生这种偷窃事件和这种偷窃方式，所以不太会引起别人怀疑，都只当是公司仓库里的职工来更换货物的。货架推到专用电梯之后，立即用大布袋将西装或大衣装好，扬长而去。

　　偷成批的家用电器更是惊人。先偷公司的卡车，开到家用电器的仓库，用伪造的取货单将仓库里的大屏幕电视机、超豪华的音响、功能齐全的摄像机从容不迫地一一搬到卡车上，挥手而去，临走前还忘不了向管仓库的人鞠躬、道辛苦、说再见，彬彬有礼。

　　偷来后到各个语言学校向学生们兜售，价格一律是原价的一半，若是偷的东西实在太多，便租了房子存放，非有熟悉可靠的人介绍才能前来选购。G君去过这地方，他说完全是一个小型的百货公司，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的服务态度也很好，跟日本公司一样。顾客还可以“订货”，你看中了哪家百货公司的哪样东西，三天之内便可以偷来卖给你，极为方便快捷……

　　走笔至此，沉重至极!我实在无勇气直面这惨痛、苦涩的现实，我也不忍心去揭开轻柔面妙后边的疮疤。我突然想到半个世纪之前东渡日本的中国劳工，那时中国的精壮汉子是套着绳索押送去的，而如今呢?是叭拉叭拉争先恐后自愿去服劳役。我又想到日本侵华时的慰安妇，那时年轻的中国女子是在刺刀的威逼下不得不供皇军们一泄兽欲，而如今呢?漂亮的上海姑娘却是主动地不远千里地来投怀送抱。早在43年前中国人民不是已经站起来了吗?怎么一些年轻的同胞们在太阳旗下又倒下了呢?以致现在很多日本人仍像本世纪初的《朝日新闻》一样“其轻我不遗余地”，深深地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怪谁?怪自己，怪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不得不将我很不愿意公之于众的部分见闻发诸报端，为的是大声疾呼：海外的同胞们，请自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