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92　为谁而歌港台歌星在大陆

　　Author :朱玉

　　Issue : 总第 152期

　　Provenance :兰州晚报

　　Date :1993.12.23-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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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歌声和形象上了解港台歌星，大陆听众是从张明敏开始的。这个一身书生打扮的年轻人，用一曲《我的中国心》巧妙地把民族精神和通俗音乐结合在一起，全长城内外的炎黄子孙为之动情。

　　在此之前，拎着收录机在大街上放邓丽群歌曲成为一种时尚；在此之后，费翔载歌载舞，让大陆小伙子和姑娘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劲舞”，一时间，中学生们“我为君狂”，大陆追星族初具雏形。

　　至1987年、1988年，张明敏、费翔等人开始有了出声费，但不过几万元。进入90年代，港台歌星开始炙手可热。亚运会前，赵传、潘美辰开个人演唱会，出声费价码已达10万、20万元，丑男人和并不丑的歌相加，演唱会的票价到了50元左右。

　　此后，港台歌星之热一年高过一年。1992年，港台歌星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10台，共28场；1993年1至11月，已有11台、共30场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举行。

　　让人挠头的演唱会保卫工作

　　除了演员自己及经纪人、乐队、伴舞外，恐怕最辛苦的就是文化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了，客观环境要求保卫者如临大敌。每次大型演唱会，围着观众席的栏杆绕场一圈，平均三五米就有一个戴着白手套、十分威严地坐着的武警战士，这种阵势虽然与演唱会气氛不太协调，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就是这样，还是经常有不可预见的事发生。1993年8月，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到京演唱。当这位“天王”刚刚出场唱起第一首歌时，一名三四十岁的女观众便冲过栏杆，要为“天王”献花。为了保证歌星的安全，公安人员马上将她带离现场。不想此举没有得到歌星的理解，他当即停唱，要求公安局放人，让追光灯照着歌迷，送她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这一要求被公安人员拒绝。“天王”回到后台，公安人员让他见到了这名歌迷，“我18岁，我18岁啦!”满脸皱纹的歌迷喃喃自语。“天王”明白了，这是个精神病患者。

　　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海发生，但以公安局妥协而告终。女歌迷被放后，跳上舞台拥抱“天王”长达数分钟之久，最后，连“天王”本人都感到害怕了。

　　港台歌星总是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们期望用自己的歌声和舞艺把观众煽动得越火爆越好，但是如果当观众的情绪疯狂到了顶点，就会出现连歌星自己也难以控制的局面。一个以丑男人的温柔形象出现在大陆的歌星就为此大吃苦头。他捡起一筒观众扔在台上的饮料，冲着看台翘起大拇指：“好!”喝了一口，又把剩下的饮料从头上浇下。这下可坏了，激动的观众将几百个软、硬包装的汽水瓶、可乐雨点般向台上扔去，一个扔在歌星的头上，另一个打在歌星的胸上，他再也唱不下去了……

　　为了造成演出气氛的热烈，向看台上扔碟子，往看台上打网球，或者在演唱中走下舞台与看台前排的观众握手，都是港台歌星曾采用的方法，但这些方法所造成的混乱是他们所没想到的：由于观众狂热地争抢他们扔来的纪念品或争着挤向栏杆与歌星相握，北京已屡次发生观众骨折或“破相”的事故。

　　令人咋舌的票价

　　1993年11月初，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北京演唱会最高票价280元一张，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承办单位北京市演出公司的沈经理则表示，北京还不算高。

　　刘德华去重庆演唱，黑市票竟超过1000元，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承受力和想象力。一些崇拜他的女生不惜卖血去一偿目睹明星的夙愿。

　　从打给北京演出公司的电话中得知，张学友在香港的演唱会每张票售价也不过320港元。而香港居民比大陆一般居民收入不知高出几倍。

　　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演出的成本的确增高了，在以往的演出中，大部分演出器材由大陆出，必要的器材由港台演员自带，演出的随从人员也只有寥寥几人。而现在则不然，只要涉及演出的器材，除了体育馆和观众席是带不来的外，一切都由港台方运来。张学友演唱会就动用了四个集装箱，由香港运到北京。演出的随行人员更包括了灯光、舞美、音响、服装、乐队、伴舞等庞大群体。刘德华至北京的随从人员达到120人，张学友的随行也在100人以上。如此庞大的队伍，住要四星级以上饭店，主要演员更要住入总统套房，行要豪华型奔驰、卡迪拉克，有时还要警车开道，吃也简单不得，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开支自然增大。

　　此外，“四大天王”谁也不肯甘居人后，于是在场次、待遇、票价和新闻宣传上极力攀比，你安电脑灯，我装激光灯；你的出场费100万人民币，我的出场费就要110万港币，谁也不愿在出场费价码上失面子。从去年起骤增的出场费使港台巨星的价格扶摇直上，友情出演已是昨日梦幻。

　　倒卖批文也给巨大的开支包袱上添砖加瓦。由于并非每个演出经纪公司都有权承办港台歌星演出，而必须经文化部审批，所以谁能搞到批准演出的批文，即刻身价万千，可以以此批文坐地倒卖，身不动膀不摇地坐收渔利。很明显，批文每经过一次倒卖，价码便上涨一次。再说港方，在北京演出最初商定的出场费30万人民币，经五家公同倒手后，出场费高达125万人民币。香港方面针对大陆邀请热，便提前与走红艺员及所属公司签约，作为该演员的大陆演出代理，实际上，“倒”的活动在香港就开始了。

　　票价火　售票不火

　　以上庞大开支的来源只有两个，一是老百姓的票款，二是企业的赞助。与极高票价形成反差的是售票状况的不理想。其实，港台歌星的售票不畅是从去年就开始了的，高明骏、张雨生及赵传等人来京，由于观众对前两位只是了解一两首歌，后者又多次来北京，观众过于熟悉，因而票价不够火爆应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让主办人吃惊的是，郭富城、刘德华、谭咏麟等的演唱会票亦卖不满。例如谭咏麟，第一场的门票只售出7000至8000张，第二场售出4000张，其他人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在演出前一天，张学友的三场演唱会票只售出近一半。

　　北京市演出公司沈春友经理告诉记者，北京最大的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按规定可售票1.8万张，但由于各种原因每次只有15870张售出，再减去每场一千多张的工作票，可卖票数在14000张左右，一万多张票在一千多万人的北京，如果售票理想，那么不到一周就会告罄。

　　售票不到一半，而演唱会却场场爆满，原因何在?不止一个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愿意自己花钱买票的人不多，可愿意要票的人不少。每次港台歌星演出前，四面八方的要票者就把主办的负责人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如何应付。这时售不出去的票便乐得成了顺水人情。送来的票自然是不看白不看，于是，持赠票入场者便在观众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北京的百姓也摸到了规律，想看演出又不愿意出高价买票的人往往在演出前才到达场地门前。此时，卖退票、赠票的人都聚集在这里，甚至有时还可有好运气买到售票处为迅速脱手而抛售的票。郭富城来北京演出，一些观众开场前就在售票窗口买到了仅值票面价格1/10的入场券，价格分别是10元、8元、5元。所以，在演出现场看到人头攒动、万众欢呼的热闹场面是一种虚假繁荣的景象。

　　我们接近了一个核心事实。演出的支出靠售票和企业赞助来维持。现在，演出的支出只增不减，日益高涨，售票情况竟无一理想。此外很明显，商业演出中无论是主办单位还是演员个人，唯一目的是赚钱。如果他们把活跃文艺舞台当成唯一宗旨，那么大家都会去扶助京剧或交响乐。还有，只有纯情的中学生追星族才会觉得演员真的是为歌迷而歌。果真是那样，不断推出歌坛新人的香港各唱片中心演出经纪公司就是慈善机构了。钱从哪儿来?大宗的收入是企业赞助。说白了，赞助的绝不是个人的钱，而且哪笔赞助也不能少了回扣，赞助越多，回扣越大。赞助费肥了哪些人，我们可想而知了。

　　大陆的钱好骗吗?

　　义演不义，中饱私囊，打着“义演”的幌子却无分文救灾，这早已为人们所不齿。今年夏天在长沙举行过一次“防汛减灾演唱会”，但湖南省民政厅至今尚未收到一分钱救灾款。相反，演唱会组织者以演出费用名义获得的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却未经文化部、省政府批准，早在演唱会举行之前就汇往香港一家公司了。湖南省审计局已于近日曝光这场“义演”的帐目。

　　这次由湖南省政府经济信息中心、《湖南经济报》、湖南省南方物业总公司筹组的“93湖南防汛减灾叶倩文、林子祥演唱会”于8月14日、15日在长沙演出两场。事先，湖南省人民政府作了“严格按救灾义演办，80％收入交给救灾，并由民政厅参加组织领导”等规定，文化部也作了“每场演出费48万元，两场共96万元人民币”的批复。然而，在演唱会未得到省政府和文化部的批复前，南方物业总公司7月20日就把200万元演出费汇到了香港灵杨集团，演唱会期间又继续汇出20万元。耐人寻味的是，组委会向有关部门汇报的演唱会列支，强调只有113.28万元”。

　　根据湖南省审计局派出审计组的专项审计，该演唱会已入帐的门票收入为138.4429万元，加上接受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捐款5万元，共143.4429万元。但是，演唱会竟没有广告收入记录，甚至还有一家广告公司收走了9000元“广告费”。应由香港方面向涉外税务局支付的工商税和所得税，也列入了“演出费用”。查帐中还发现，业务发票残缺不全。

　　义演，最初只是港台演员的一种包装形式，他们在出名之前，用义演的方式，既博得好名声，又达到了最终目的——提高知名度。如果知名度提高到一定程度，那么，在12亿人口的大陆，仅售盒带一项，所得收益就不是区区几万或几十万出场费所能比拟的了。

　　出了名以后，义演，一般就成为港台演员逃避纳税及做给外人看的美丽花边。

　　某人以一出打斗取笑的清朝题材电视剧轰动大陆，成为家喻户晓的港台明星。但平心而论，他的演技并不十分高超，在香港也并非顶尖高手，这从他在香港的出场费就可看出来：两万港币左右。但他在“大连服装节”上的一首谈不上任何演技的歌却值下面这个数：50万港币。

　　要知道，唱一首歌并不等于一个演唱会。一个个人演唱会，除物质投入外，演员要在两个钟头中，连唱几十首歌，还要且歌且舞，几十个歌之间，要与观众交流，体力支出极大，是十分辛苦的。唱一首歌拿50万港币，一场专场演唱会110万港币，相形之下，前者近乎不劳而获。

　　同样一个“大连服装节”，香港一位以警匪片闻名的英俊男影星，仅仅穿着一件睡袍类的衣服在两场演出中晃了一下，既无唱也无跳，就卷走了120万人民币。这在他本人也是一个大数目，因为他在香港的年收入不过250万港币。

　　对港台明星的盲目热情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他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相当多的港台艺员是靠投机和欺骗来获取大陆民众钱财的。试想，他们在港台敢不敢这样对待观众?他们敢不敢靠录音带来糊弄卖血买票、专去观看他们演出的小歌迷?对待这样既无艺德也无人格的港台歌星，大陆的新闻界太客气了!大陆观众的钱花得太冤了。

　　谁来纳税

　　在港台，逃税、偷税是一件极可耻的行为，是大丑闻；而在大陆，所有来演出的港台演员（不包括真正的义演）都没纳税！

　　过多地责备税务部门是不公道的：港台歌星在大陆火爆起来，不过一两年的事，这方面的管理滞后尚有情可原。况且，每个港台歌星入境，都没有主动向税务部门申报过。只有当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后，税务部门才知道谁来北京，谁又到了上海。

　　于是税管员征税。可从兜里往出掏钱的事谁能乐意?不论是主办单位还是演员经纪人，几乎全无好声气，主办单位还千方百计为演员打掩护。

　　看看合同吧，全是涉及演出的，没有一条涉及纳税。合同有法律效力，但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在经济问题上必然出现扯皮行为：中国公司认为应由港方付，而港方觉得应由中方付。

　　也有合同上涉及纳税的。因为港台明星请来不易，中国公司在各方面都满应满许，只为演出成功，特地注明税款由中方负担，这样，应由港方演员个人支付的税款，全成了中方的责任。

　　在完税环节上，我们必须加以健全：中方主办公司与境外公司之间结算是在大陆，但境外公司与艺员个人分成是在港台，我们虽然知道公司与艺员的出场费分成不过是正四六、五五和倒四六几种，但无收据、支票等法律依据，还是无从掌握公司与艺员各得多少钱。而按照纳税管理的收入来源管辖权，无论这笔钱在哪儿支付，只要来源在大陆，就应向大陆税务部门依法纳税。

　　税务部门不愿让逃税的港台明星名字见诸报端，这一行为充满善意，但这种善意的沉默能保持多久?

　　我们的法律涵盖范围应是所有大陆公民及在大陆的所有境外人士，无论谁，也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哪怕你家财亿贯，哪怕你名扬四海。

　　在大陆歌迷尚用仰慕眼光望着你们时，港台歌星，请你们注重名节，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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