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0 绍兴师爷

　　Author :王振忠

　　Issue : 总第 166期

　　Provenance :《绍兴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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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人心目中，满腹经纶、富于韬略的师爷，一定要是绍兴人才算正宗。尤其是到了清代，“无绍不成衙”成了尽人皆知的一句名谚。

　　当时，上自总督、巡抚官署，下至州县衙门，往往都要聘请几位有才识、能干的人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幕友（也叫幕府、幕客、幕僚、馆宾、西宾或宾师等）。他们由各级军政官员自行聘请，作为主官的私人顾问或助手。主管及其军政僚属对他们尊若上宾，称之为“老夫子”；而对一般胥吏而言，由于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故尊称为“师老爷”，简称为“师爷”。至于师爷对于主官，也并不以顶头上司相待，只称为“东家”或“东主”、“居停”、“主人”，等等；当面则客气地称做“东翁”。

　　师爷（尤其是刑名、钱谷师爷）是许多绍兴士人栖身托足的职业。

　　有人曾将绍兴的“绍”字概括成：“搞来搞去，终是小人；一张苦嘴，一把笔刀。”霎时间，一副活脱脱的绍兴师爷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其实，不单是“绍”字，即使是将“绍兴”二字联在一起，也同样能勾勒出一副师爷的尊容，不信么?——“拗七拗，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戤半个月，西也戤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剔透。”拍案叫绝之余，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绍兴这块土壤，天生就注定了将孕育出如此众多的师爷游幕四方?

　　绍兴，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在明清两代，绍兴是府名。清时如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和新昌8县。自南宋以来，这里就是东南一带文风最为炽盛的地区之一。一般百姓都孜孜以诗书教子；行商坐贾、贩夫走卒也大都能看书识字。所以在绍兴一带，尊师择友，弦诵比屋，蔚成风气。乃至明清两代，由于人口的增多，绍兴成了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地狭人稠带来的饥荒以及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峻地摆在绍兴人的面前，于是，靠借代为生就成了不少绍兴人“救贫”的权宜之计。一些如兴人早年以借贷为生，及至长大成人就出外游幕，以幕〓还清债务，贴补家用。这大概也就维护着当地百姓的一种生活水准——诚如一些方志所描述的那样。明清时期的绍兴府，频像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江南社会，无千金之家，亦无冻饿之人。此种生活环境迫使大批的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尤其是以砚田笔耕，游幕四方。

　　绍兴府之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师爷”这一行当，主要是因为当地的科举竞争相当激烈所致。

　　在科场上败北的读书人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周作人认为，有几条路可供选择：“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给地方‘佐治’称为‘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是学生意，但也有钱业和典业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在穿长衫的人中间，“若要富，开当铺”，典当与钱庄一样，都是牟取暴利的两种职业。不过，它们多为迁居绍兴的侨寓徽商所垄断。当时，当铺职员称做“朝奉”，虽然在越谚中被打入绍兴一带的“贱称”之列，但这也正说明此种行当为绍兴人所难插足。至于“儒医”，俗话说：“儒做医，菜做“〓”也就是切碎的腌菜或酱菜，意思是读书人学做中医，就像将青菜做成腌菜那样容易。民谚又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可见，宦途偃蹇，学做良医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退路。绍兴是越中名医荟萃之地，中医名家层出不穷。然而，由于各地天气寒燠不同，地气燥湿各异，人的体质强弱也相当复杂，如果像做八股文那样，拘泥于医书上的成方教条，那么，庸医误诊杀人的事情也就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妙手回春的好中医一定要由儒业精深者方能胜任。尽管如此，在绍兴一带还是有不少落魄的读书人滥竽充数，以致于鲁迅先生曾异常忿激地指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义或无意的骗子。”（《呐喊·自序》）除了做生意和儒医外，充当塾师似乎最为便当，它根本就不需要改弦更张，只要捡起以前背熟的烂时文，就可以聊以塞责。因此，许多名落孙山的读书人都走上充当三家村学究的道路。然而，明清时期乡村私塾教师的待遇是很低的。《醒世姻绿》里教私塾的束〓是每月1两；《儒林外史》第二回讲周进教馆，在乡下教《七长八短几个小孩”，每年的收入才12两。如此微薄的收入，使他们常年挣扎在贫困线上，饱受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之苦。显然，乡村蒙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职业。与此相比，充当官府幕宾的待遇则相对优厚得多，收入通常是前者的数倍至数十倍，这还是奉公守法的师爷的实际收入，倘若贪赃枉法、收受贿赂，那么收入就更为可观了。

　　除了现实经济利益的诱惑外，充当游幕之士，还出于自我心理上的一种慰藉。汪辉祖在回忆自己习幕的动机时这样说道：

　　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

　　所谓“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有下列几层涵义：

　　其一，无论是学幕，还是科举，都与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吏断案，有所谓的“师爷笔法”。“师爷笔法”也叫“师爷气”，从根本上讲，也就源于读书人的一种基本功或笔墨游戏。

　　其二，师爷与幕主的关系是宾主关系，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幕府主宾相见，均止相对长揖（深躬作揖）。设宴总要幕宾上座，如家中有教读的老师，老师在上；或设两席，教读先生坐东一席，幕宾坐西一席。尤其是佑治州县，师爷与幕主更是“分相当，体相敌”。这是因为，一般说来，充当师爷至少是个秀才的身份。在平日，秀才与知且上公事，可以写禀帖，而平民则只能写呈文，俗呼呈子。“禀”与“呈”两个字眼，虽然都是由下往上的名词，却大有讲究。呈子只可说公事，不能说私事，因为平民与官长是没有说私事的资格的。相反，禀帖则显得亲近得多，秀才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事，可以给父母官写一封私信。再者遇有诉讼，秀才只可传讯，无大事不得拘提。在过堂时，平民须跪着回话，而秀才则可站着回话。秀才遇有大罪，要革去功名，才能动刑；革去功名之前，是不能动刑的。遇到地方上有公益事情需要说明的，秀才可以禀见县官。这些，都是秀才在平素的一些小小特权。所以入幕后，他仍然可以继续享受这种特权——这使得师爷在清代官僚衙署中处于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

　　其三，习幕与读书最为接近，其原因还在于习幕的部分依据与读书的根柢原是相通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法律制度极不完善，历来就有“春秋决狱”的说法。亦即儒家的经典《春秋》也具有法律的效力，常被引来决断刑狱。既然儒家经典也具有法律效应，所以熟读经书之人，就很容易摇身一变而成师爷。

　　在绍兴，有句俗谚说：“四书熟，秀才足。”可见，只有熟悉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才能当个好秀才。换句话说，有个秀才的身份，也就具备了充当师爷的最低本钱。由于绍兴当地的文风异常炽盛，“读书读到畅，只可上上帐”的人比比皆是。而作幕既的一条“救贫”的捷径，因此也就招引着许多人弄笔舞文，游幕四方，正像龚萼所说：

　　愚民迫于饥寒，则流为盗贼；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为幕宾。

　　就这样，许多人带着未曾实现的梦想，带着失意和忧郁，走向天涯，踏进肃穆“森严的官僚署衙，开始了欲罢不能的入幕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