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8 我曾是智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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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 : 总第 167期

　　Provenance :中国人才

　　Date :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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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or :袁光荣

　　按弗雷德·J·爱泼斯坦，美国医学博士，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儿童神经外科主任，世界上第一流的脑外科权威之一。他首创了不少高难外科手术——包括切除脊柱和脑血管上的肿瘤（在他以前，这两种肿瘤都被认为是无法开刀的）。然而，他在读书时却是一名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学生。

　　至今，那一天还寒气逼人地凸现在我的记忆里：黑板前，我诚惶诚恐地描摹着老师要我写的字；写好退后几步时，同学们的哄笑说明我干的“活儿”糟透了。是什么，那么滑稽可笑?我大惑不解。“弗雷德，”老师训诫道，“你把所有的e都写反了!”

　　当我在里弗代尔小学上到二年级时，情况越来越糟：不管多么努力，我都弄不懂简单的算术——甚至理解2+2也有困难。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上三年级时，父母忧虑日增：“弗雷德会落到什么地步?”母亲苦着脸问。我双亲都是学术界“高成就者”：父亲约瑟夫，毕业于耶鲁大学和耶鲁医学院，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母亲莉莲，是精神病社会工作者，获得硕士学位。哥哥西蒙，上学毫无困难，小弟艾布拉姆，也注定要当一名优等生。

　　而我，却一直是个拼命干着的“差生”。为了避免上学，我经常装病。到五年级时，虽然很不情愿，我开始自认比别人“笨”，然而，老师赫伯特·默菲马上来纠正这一看法。那天课后，他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交上去的考卷。我窘迫地低下头：每个答案后面都打着叉。

　　“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再来一次呢?”他叫我坐下，挨个问考卷上的原题，我一一作答。

　　“答得对!”他微笑着连连说——脸上的光彩在我看来足以照亮全世界。“我知道你其实懂这些题目!”他边说边把每一道题后都打上勾，把分数改成及格。

　　默菲先生还启发我利用词语间的联系来帮助记忆。例如，从前我每遇到单词social（社会的），不知怎么总读不出来——它在我眼里就像凶神一般可怕。“试试用这个办法去记，”默菲先生建议，“假设你有个朋友叫Al（艾尔），他会修自行车，有一天，你的自行车坏了，‘So see Al（于是去找艾尔）’把车修好。以后你再遇到social，想一想So see Al，就知道怎么读了。”——这法子真灵

　　!后来，我甚至放学后都舍不得离开默菲老师——他总是那么耐心、那么会鼓励人。“你很聪明，弗雷德，”一次他告诉我，“我相信你的成绩会好起来的!”然而，我仍感觉在某些方面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五年级后，我转到纽约市一所公立学校。新老师肖小姐也看出我学习很费劲，努力帮助我。一天，在我花好长时间完成一篇习字练习后，她夸奖我很有进步，建议我拿去给校长看看——她一直是小看我的。好吧!让她也知道弗雷德并不是笨得那么厉害。我兴奋地朝校长室奔去。

　　不幸，女校长误解了肖小姐让我去的意思，对着我的习字簿足足批评了半小时。“你的问题，”她声色俱厉地说，“在于没有努力，并且满不在乎!”天啦!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多么在乎——并且多么苦恼。

　　回来后，我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肖小姐，我太难堪——也太沮丧了！

　　但是在家里，我却从一项别人比不上的技巧里得到了力量：超常的记忆力——我能清楚地说出三四个星期以前全家吃的饭菜和当时的天气。上初中时，我在学校里也露了一次脸——全文背出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词。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在这种事上这么拿手，而在另外的事上又那么糟糕?我百思不解。

　　这个阶段给我巨大帮助的是洛蒂姨妈——我母亲的妹妹。她是一位小学低年级教师，善良、耐心，乐于帮助学习困难的孩子。上初中时，每逢周末，我都要蹬两英里的自行车到她的家，饭后，她让我在餐桌旁坐下，不厌其烦地辅导我。“不要着急，”不顺利时她总是安慰我，“咱们明天再试，你会通过的!”

　　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因此，洛蒂姨妈常常先检查我上周的作业，如果她不能赞扬我的书写，至少也要赞扬一下书写后面的内容，“那个想法太妙了!”她总是说，“让我们把它再写一遍!”——随后是拥抱、小饼干和姜汁啤酒。

　　慢慢地，我获得了几项小成功：练出了一副好嗓子，被选拔参加学校演出；因为记性好，语文课上背诵诗词独点鳌头；特别是理、化成绩不错，这使我平生第一次萌生梦想——将来学医，像父亲一样当精神病研究专家，如果这一步实现，还要研究太空，争取飞到月球上去。然而，每项成功总是伴随新的挫折：此处进，彼处退。这使我对自己更迷惑不解了。

　　上十年级前，我按父母的意见转到了霍尔斯特德中学——一所专门教学习困难孩子的私立中学。在该校我第一次成为“尖子”学生，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和校足球队队长。毕业那年，作为“最佳中学生运动员”，还获得一个挺大的奖杯。

　　霍尔斯特德女校长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给麻州布兰迪大学沃尔沃姆分校管招生的副校长，我被录取了，但是，该校崇尚竞争，在一大堆学习能力极强的同学中间，我的成绩和自我价值感直线下降。我奋力支撑了两年，最后决定转到纽约大学读三、四年级。

　　一次重要的有机化学考试后，成绩被张榜公布出来——我没有及格，沮丧之极。“只有过这一关才能进医学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勉励我下决心把这门课攻下来。于是，我请了私人辅导教师，努力使这门课赢得了C+，继续读到毕业。

　　我知道凭我的成绩进医学院不容易。果然，一个又一个学院都拒绝了。“你不适宜学医，”一所有名的医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你的学业成绩说明你的情绪不稳定。”（他是指我的各门课的分数悬殊很大）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情绪稳定，只是在某些学科的学习上有障碍而已。最后，在父母帮助下，我进了纽约医学院。“学习将是十分艰苦的，”父亲警告我，“不过我相信你能成功!”

　　我热爱这一行。第三年，当进入实习阶段，转到神经外科时，目睹受脉管畸形和恶性肿瘤折磨的病人因外科大夫的医术和关心而康复，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在生活中的位置。更重要的因素是孩子们—他们的天真、脆弱、以及眼神中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医生的期盼，都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在实习后期，我毅然选择了儿童神经外科作为专攻领域。

　　1963年春，在学院卡内基大厅举行毕业典礼。当我上台领取学位证书时，我看到了母亲和洛蒂姨妈眼中闪动的泪花，以及父亲微笑的脸上露出的骄傲。我一一拥抱他们，在他们支持下，我成功了。然而，为什么费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劲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

　　20年后，我和妻子坐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办公桌前，研讨10岁女儿艾莱娜的问题，心理学家肯定她的智商很低——与我当年一模一样，当对艾莱娜的全面检测结束时，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她“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

　　他说：每年被检查和确诊为患此症的学龄儿童约占5%—10%，他们的智力在中等以上，但在四个学习阶段——抄写、分析、记忆和口笔头表达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有困难。更糟的是：“学习障碍”问题常常被忽视，也很难确诊，导致许多这样的孩子被误以为懒怠、情绪不稳甚至愚钝。

　　他的分析恰似一道强光驱散了我童年生活那团迷雾。我告诉妻子：“现在我知道什么东西在找艾莱娜的麻烦了——也明白了当年我为什么学得那么吃力。”

　　那是10年前的事了。今天，教育学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在诊断学习障碍和教给孩子怎样补尝方面已变得更有经验，从而使许多这样的孩子能有效地冲破障碍。我女儿艾莱娜目前在西拉丘斯大学读三年级，名列该校定期公布的优等生名册，被认为是难得的学医之才。

　　岁月荏苒，使我与许多帮助我走过崎岖路程的老师和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去年，当我的书《献给时代的礼物》出版时，我特地寄了一本给启蒙恩师赫伯特·默菲——他已经退休，现住北卡罗来纳州。在扉页上我写道：“献给默菲先生：您是我爱戴的终生老师。我忘不了，当我在里弗代尔小学读书最吃力的时候您怎样以爱心待我，我将永远把您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