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 效率专家爸爸

　　Author :小弗兰克·邦克·盖尔

　　Issue : 总第 65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劳诚烈

　　集合口哨和胡子刷

　　爸爸是个高个子，大脑袋，方下巴，脖子粗得像胡佛总统一样。体型已经不再修长了，三十刚出头时体重就超过了两百磅，并且越来越胖，到后来如果他想知道自己又胖了多少，就得上铁路行李房的大磅秆上去站着才行。

　　爸爸总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所以简直说不清哪是他的科学经营管理公司业务，哪是他的家庭生活。我们在纽泽西州蒙特克莱尔的家，简直就是一所学校。我们在里面学习科学经营管理法，学习怎样消除浪费动作——爸爸妈妈给这门学问取的名字叫做“动作研究”。

　　我们洗盘子时，爸爸给我们拍电影，以便搞清楚哪些动作是应该除去的，好让任务完成得快些，更快些。有些非经常性的家务劳动，比方说油漆后门啦，或者在门前草坪上挖掉树桩什么的，就采用招标的方法来决定。凡想多得一点零用钱的孩子，每人写张小纸条，写上给多少钱他就肯干，最后由要价最低的人承包。

　　爸爸在浴室里张贴了作息登记表。表上列有刷牙、洗澡、梳头、叠被等栏目。爸爸要求每个会写字的孩子（爸爸希望他的孩子很小很小就开始学写字）早上一完成这些项目，就在表上签下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到了晚上，每个孩子都要称体重，然后在图表上标出重量。做完家庭作业和忙完洗脸洗手刷牙以后，还要在表上再签一次。

　　不错，这是强迫纪律。但是请想象一下，一个放了学的孩子会给父母添多少麻烦啊，何况还要乘以十二！所以，为了防止乱成一团，一定的强迫纪律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的孩子并没有完成规定的项目而在表上签了字母，但是爸爸时时留着神，而且罚起来很严厉。

　　是的，无论上班也好，在家也好，爸爸永远是效率专家。他穿背心时，钮扣不是从上面扣下去，而是从下面扣上来，因为从上扣下要七秒，而从下扣上只要两秒。他甚至用两把胡子刷同时刷脸颊，因为他发现这样可以使刮胡子的时间缩短十七秒。还有一次，他试验过同时用两把剃刀刮胡子，但是后来还是取消了这种办法。

　　“我本来可以减少四十四秒，”他咕噜着说，“可是今天早上往脖子上缠纱布却浪费了我两分钟。”

　　叫他心疼的倒不是脖子上拉开的口子，而是那两分钟！

　　爸爸每次事务旅行回来（哪怕只出去了一天），一拐弯踏上我们蒙特克莱尔那所咖啡色大房子门前的便道，就开始吹紧急集合号。这集合号是用口哨吹的，调子也是他自己编的。

　　集合号非常重要，一听见就得不管什么都扔下拼命跑，否则后果严重。第一个音一出来，盖尔布雷斯家的孩子们就会从屋子里，从院子里，从每一个角落里冲出来。四邻的狗汪汪地狂叫着，也马上围了过来，周围房屋的窗户里都探出了一个个的脑袋。

　　爸爸常常吹口哨紧急集合，有时候为了发布一项每个人都必须听到的通知；有时候是因为觉得无聊想和孩子们一起开开心；有时候是他请了朋友来做客，要给大家介绍介绍，同时也炫耀一下全家集合有多快。在最后一种场合，爸爸还要揿秒表，他背心的口袋里总是放着秒表的。

　　集合口哨，和爸爸想出的大多数点子一样，虽然非常招摇，但是很有实效。那天，便道上烧枯枝败叶的火堆因为没人管，烧到了房屋的边缘。爸爸一吹口哨，整座房子里的人在十四秒钟之内就全出来了——超过原纪录八秒。

　　有时候爸爸吹口哨是为了查出谁玩过他的剃刀，或者谁把墨水洒在写字台上了；有时候他吹口哨是为了找人干活或者跑腿。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吹口哨是为了分发意想不到的好东西，而最大最好的那一个总是分给跑第一的人。

　　有时候，等我们都跑到了大门口，他样子很凶地嚷嚷着：

　　“你们的手指甲让我看看，每个人都要看。”他沉下脸来，紧紧地皱着眉头，恶狠狠地说，“干净不干净？有没有咬过？是不是该剪了？”

　　说着说着他摸出一大把带皮套子的指甲钳给女孩子，还有一大把小折刀给男孩子。等到他那些打了疙瘩的皱纹挪动了地方变成一脸灿烂的微笑时，我们是多么地爱他啊！

　　有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而在我们把手抽回去的时候，发现手心里有一块胡桃巧克力。有时候，他问我们有没有铅笔，然后掏出一打自动铅笔来分给大家。

　　“看看，现在几点了？”有一回他这么问，说着掏出了许多手表，每人一块，连只有六个月的娃娃也得了一块。

　　“嗬，爸爸，表准极了，”我们说。

　　我们张开手臂搂着他，告诉他我们真惦记他啊，这时候，他就会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就揉揉我们的头发，或者轻轻地拍拍我们的小屁股。

　　家务理事会

　　在我们搬到蒙特克莱尔之后不久，爸爸就开始把理论付诸实践。他和妈妈仿照劳资协议会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家务理事会，每星期天下午午餐之后举行会议。

　　在第一次会议上，爸爸很郑重地站起来，倒了一杯冰水，然后开始演说。

　　“你们将注意到，”他说“我在这里担任你们的理事长，我假定没有人反对。现在理事长鉴于没有反对意见，将要……”

　　“理事长先生，”安娜插嘴说，她是中学生，知道一点议会的程序，“我想最好是在平民中选一个来做理事长。”

　　“没有秩序，”爸爸说，“理事长发言时你太没有秩序了。”

　　“但是你说没有人反对，而我表示反对。”

　　“说你没有秩序，意思就是叫你坐下，”爸爸嚷着，“你太没有秩序了。”他吞了一口冰水，继续演说，“理事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派屋子里和院子里必需干的活儿，诸位有什么动议吗？”

　　……

　　在爸爸苦口婆心的开导之后，分派工作的动议终于提出来而且获得了通过。男孩子们轧草地、扫枯叶子，女孩子们拖地板、抹桌子、洗碗碟。除爸爸之外的每个人都自己整理床铺，收拾房间。根据适合性的原则，由最小的姑娘抹桌子腿和家具下面的抽斗，大些的姑娘抹桌子面和上面的抽斗；大男孩推轧草机，搬运枯树枝，小男孩耙枯叶子和拔草。

　　第二个星期天，爸爸召开家庭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我们都很自觉地围着桌子坐下来。爸爸觉得气氛有点特别，这使他忍不住想笑。到了要我们提出新的议题时，他简直要笑出声来了，但他还是强忍着板起了面孔。

　　受过严格的个别训练的玛莎站了起来。

　　“理事会成员们已经知道了，”她开始说：“副理事长（爸爸封给妈妈的头衔）打算为餐厅购置新地毯一块。鉴于所有成员都将天天看到这块地毯，而且将坐着椅子在上面休息。因而我提议理事会应在任何地毯购来之前进行协商。”

　　“附议。”安娜说。

　　爸爸不知道这里会有什么花头。“讨论吗？”爸爸问，意在拖延时间以便策划反攻。

　　“理事长先生，”莉连说，“地毯要我们擦洗，也应该要我们来挑选。”

　　“我们要一块上面有花的，”玛莎插嘴说，“有了花，污迹就不容易看出来，就省掉不少动作，不用老是擦洗。”

　　“我确认副理事长发言。”爸爸说，“归根到底这完全是你的主意，莉莉，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哎，”妈妈犹犹疑疑地说，“我计划买一块平织的紫色地毯，计划花一百块钱。但是如果孩子们认为太贵了，而且要有花，我愿意服从多数。”

　　“我提议，”弗兰克说，“花钱不得超过九十五块。”

　　爸爸耸耸肩膀。如果妈妈不在乎，他当然随便。

　　“赞成花九十五块钱的说‘赞成’。”

　　会议一致通过。

　　“有什么新议题吗？”

　　“我提议，”比尔说，“我们用省下的五块钱去买一条小牧羊狗。”

　　“嘿，慢着。”爸爸说，地毯的事多少有点像开玩笑，但是小狗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们想小狗想了好几年了。爸爸认为，任何不下蛋的小动物对一个勉强养得起十二个孩子的人家来说都是一种奢侈浪费。他觉得如果他在小狗问题上投降，那末下一次理事会的投票结果就很难说了，孩子们会没完没了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从小狗厌恶地联想到挤满小马的仓库，摩托车、游泳池，而最后呢，恐怕是贫民院或者是债户的监狱，如果仍然有这种地方的话。

　　“附议。”莉儿的声音把爸爸从联翩浮想之中猛拉了出来。

　　“一条狗，”杰克说，“会成为大家的宝贝。家里人人都喜欢它，我将做它的主人。”

　　“一条狗，”但尼说，“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它会吃掉剩饭剩菜，它会减少我们的浪费，而且节省倒垃圾的动作。”

　　“一条狗，”弗莱德说，“会看家，它会睡在我的床边，它身上一脏我就会给他洗干净。”

　　“一条狗，”爸爸模仿着说，“是最讨厌的东西，它会成为大家的主人，它会吃得我倾家荡产，它会把地下室和阁楼都撒满跳蚤，它会大模大样地睡在我的床头，没有人会去洗它那又脏又臭、让跳蚤咬得不死不活的身体。”

　　他恳求地看着妈妈。

　　“莉莉，莉莉，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他恳求说，“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不管吗？接下去他们就会要小马、摩托车，要去夏威夷旅行，还会穿丝袜子、涂胭脂，剪鸭屁股头发的。”

　　“我想，亲爱的，”妈妈说，“我们应该相信孩子们的觉悟，再说，五块钱的小狗也不是到夏威夷的旅行。”

　　我们投票表决，只有一票反对——爸爸反对，妈妈弃权。过了几年，小狗老了，掉毛掉到家具上，咬邮递员，而且真的啃了爸爸的床脚。我们有一次听见理事长对副理事长说：

　　“我每天每夜都赞美我的主，使我没有赞成投票弄来这么一个又懒惰又不要脸、脾气又坏的畜生到曾经是我们家的地方来。我很高兴我有勇气留下一个反对这个非法无耻的跳蚤包占据我的床铺和柜子的纪录。你这个弃权者，你呀！”

　　莉儿的旱冰鞋

　　家庭理事会也像爸爸妈妈的大多数新办法一样，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有时候吵得接近歇斯底里，然而很有效果。家庭购买委员到时候选出来负责买进食物、衣服、家具和体育器材。设备委员负责征收浪费水电的每一分罚金。计划委员监察工作是否按时间表完成。理事会有权决定谁的零花钱可以多一些。奖赏和处罚也由理事会执行。

　　莉儿八岁那年，为争取油漆后院里的一条又长又高的栅栏，她投标要价四毛七分钱，这是几个孩子中要价最低的，因而她得到了这个任务。

　　“让她一个人去漆栅栏，她实在是太小了，”妈妈对爸爸说，“别让她干。”

　　“胡扯，”爸爸说，“她能学到钱的价值，而且懂得说话一定要算数，让她去吧。”

　　莉儿正存着钱想买一双旱冰鞋，刚差这么个数，她想得到这笔钱，坚持说她能完成。

　　“如果你开了头，就要干到底。”爸爸说。

　　“我一定完成，爸爸，我能完成。”

　　“那么你这等于签了合同了。”

　　莉儿忙了十天，每天放学回来都干，还加上整整一个星期天。她的手起了泡，有几天夜里她累得睡不着。爸爸担心了，也有好几夜睡不着。但他要莉儿按合同干下去。

　　“你让她别再干了。”妈妈老是对爸爸说，“她会摔下来的，或者出别的事儿——接下去你也会出事儿的。”

　　“不行，她正在学到赚钱不容易的道理，还学到如果开了头就必须完成的道理。她得完成，这是合同规定的。”

　　莉儿最后完成了这个任务，她含着眼泪到爸爸这儿来。

　　“漆好了。”她说，“我希望你满意，现在我可以拿到四毛七分钱了吗？”

　　爸爸数出了零钱。

　　“别哭，宝贝儿，”他说，“你怎么怪罪你的老爸爸都没关系，他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回去看看枕头下面，你会知道爸爸一向是很喜欢你的。”

　　枕头下面是一双旱冰鞋。

　　浴室中的外语

　　有一天，爸爸带了两个留声机和两盒子唱片回家。他一上台阶就吹起集合口哨，我们都跑上来帮他拿东西。

　　“从现在起，”爸爸说，“我们准备利用某些必不可免的延误。留声机就要放在洗澡间里——一个放在男浴室，另一个放在女浴室。我可以打赌你们是城里唯一在每间浴室里都有留声机的家庭。当你们洗澡或者刷牙，或者忙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听唱片。”

　　“是些什么唱片？”安娜问。

　　“嗯，”爸爸说，“它是很吸引人的，是教法语和教德语的唱片。你们用不着专心一致，随便听听好了，久而久之就会有印象。”

　　“哦，我们不要！”

　　“住口，听我说，”他咆哮着，“这些设备我花了一百六十块钱，我是给自己买的吗？我要特别强调我不是为自己买的。碰巧我会说德语和法语，而且很流利，所以常常在这两个国家被当作本地人。”

　　这是爸爸一种不得了的夸张。他能勉强说两句德语，而法语一向很生疏，通常他到欧洲去办事，总要妈妈陪着他做翻译。妈妈讲外国语要自然得多。

　　“从事动作研究的人应该来得及在放一张唱片的时间之内洗完一个澡。”

　　这倒是真的，爸爸就坐在澡盆里，右手拿着肥皂，放在左肩上，抹下去到左手指尖，再由下面回过来到腋窝，再沿侧腹左腿外侧抹下去，从左腿内侧抹上来。然后左手拿肥皂在右边同样做一遍。另外在肚子和背上抹两圈以及特别注意一下脸和脚之后，就蹲到水里洗清，一个澡就算是洗好了。他召集了所有男孩子，在浴室里示范了几次，并且坐在起居室的地毯中间（当然穿着衣服），教会了女孩子们。

　　这样，在浴室里就没有必不可免的延误了。

　　不久，我们都能说一点儿疙疙瘩瘩的法语和德语了。十年来，我们蒙特克莱尔家里二楼上的唱机一直在教外语，而我们也都说得相当流利了。我们在餐桌上时常说外语，当我们说法语时，爸爸就被关在了谈话圈子外面。

　　“你们的德语语音还不错，”他说，“你们说的德语我大部分都懂。可是你们的法语语音差得只有你们自己才懂。我相信你们发明了一种自己的外语，跟法语毫无关系。”

　　我们忍不住偷偷地笑，他气冲冲地对妈妈说：

　　“你说是这样吗？莉莉？”

　　“嗯，亲爱的，”她说，“我想，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作法国人，但一般地说，我能听懂他们是什么意思。”

　　“那是，”爸爸还在摆架子，“你是在我们美国学的法语，这儿人人都有点美国音，而我的法语知识可完全是从巴黎的街头得来的。”

　　“也许是这样的，亲爱的。”妈妈说，“也许。”

　　这天晚上，爸爸把男孩子浴室里的唱机搬到了自己房里。我们听到他在放法语唱片，一直放到很晚很晚。

　　墙壁上的电码

　　“我有办法让你们不花力气就学会电码。”他有次吃午饭时宣布。

　　我们说我们不要学电码，在秋天开学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学。

　　“不花力气，”爸爸说，“而且第一个学会的有奖，那些不学的也会想学。”

　　饭后他找了一把油漆刷子和一搪瓷罐的黑漆，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在里头他用电码的形式把英文字母抄在墙上。

　　以后的三天里，爸爸拿着油漆刷子忙开了，他在每一个房间的墙上都写满了电码。他把提示词写在我们卧室的天花板上，你仰卧在床上还迷迷糊糊的时候，那些词就会自己钻到你脑袋里来。

　　差不多每一天，爸爸都在餐室的桌子上留一张纸条，用莫尔斯电码写着电讯，翻译出来，是这一类的话：“第一个拼出这条秘密电讯的快去看挂在我房间里亚麻短裤的右边口袋。爸爸。”或者“赶快抢在任何人之先，去看缝纫机下面左边的抽斗。”

　　在短裤口袋或者缝纫机抽斗里准会有某种奖品，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或者一张爸爸预付的巧克力冰淇淋汽水冷饮券。

　　有一些莫尔斯电码的便条是假警报，“哈罗，钩大鱼的小鱼饵们，这一条白花力气，没有奖，但是下次可能有奖。你念完条子以后就发疯一样地跑出去，这样别人会以为你万分激动，于是他也会去念。你别做唯一的小傻瓜。爸爸。”

　　我们大家都在几星期之内，正像爸爸预计的那样把莫尔斯电码学得相当好了。事实上好得足以用叉子敲打奶油碟子来互相拍报。每当一打之多的人都想用这样方式广播，而又都只愿意拍发不想收听，那混成一片的声音是足以叫人发疯的。

　　一打孩子的家庭

　　盖尔布雷斯家几乎没有一年不生一个娃娃。爸爸和妈妈都想要很多孩子，如果说是爸爸定了一打这么一个指标，那末妈妈也是十分同意的。

　　第一次爸爸提到一打这个数字是在他们的新婚的那一天，举行婚礼之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上了火车。妈妈想装出一副似乎结婚已经多年因而无动于衷的样子。她本来可以装得很成功，可是爸爸在她摘掉帽子刚想坐下的时候，演戏般地说了一句悄悄话：

　　“上帝啊，女人，为什么你没告诉我你的头发是红的？”

　　挤眉弄眼的旅客们全都把脑袋伸了过来。妈妈只好缩到座位角落里去，用一本杂志把脸遮了起来。爸爸坐在她身边，一直没有再说话。后来火车开了，他们才可以放心地谈谈而不至于被车厢里的其他人听见了。

　　“我真不该说这话，”爸爸悄悄说，“这只不过是——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看看你，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

　　“没什么，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为我感到骄傲。”

　　“我们会有很美好的生活，莉莉，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家庭，一个很大的家庭。”

　　“我们会有满屋子的孩子，”妈妈微笑了，“从地下室到阁楼。”

　　“从地板到天花板。”

　　“星期天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彼埃德·派勃夫妇一样。”

　　“派勃先生，和派勃太太握握手。派勃太太，来见见派勃先生。”

　　妈妈把杂志放在两人中间，他们在杂志的掩护下握着手。

　　“你说我们要有几个孩子，估计估计？”妈妈问。

　　“起码要有一打，”爸爸说，“不能再少了，你说呢？”

　　“我说，”妈妈说，“一打正好，不能再少了。”

　　“这是最低限度。”

　　“我喜欢一半男孩子，一半女孩子。有一半女孩子好吗？”

　　“如果你要这样，”爸爸说，“我们就这么计划。等一下，我把它记下来。他掏出备忘录庄严地记了下来，“别忘了生六个男孩子六个女孩子。”

　　在十七年中他们真生了一打孩子，六男六女，使爸爸有点失望的是没有双胞胎也没有多胞胎，毫无疑问他认为一次多胎是最有效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