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生之惦念

作者：王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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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都江堰救灾物资集散地，我正认真采访着头戴小红帽的志愿者，有个人径直走到我面前，大大咧咧地把什么东西往我眼前一递：“喂，这个，放哪里？”
　　我吃惊地抬起头，一眼看出是位农民大叔，很少出门的那一类。他的表情极不耐烦，皱着眉头。递到我面前的是个塑料袋，里面装的是小半袋大米！
　　我一时没明白他的动机，条件反射地说：“您……问他们吧。”
　　我指的是那群“小红帽”。农民大叔又生硬地举着这袋米，往“小红帽”扎堆儿的地方去了。
　　只在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他是当地的，也是受灾百姓，现在留在身边的粮食也不多了，却偏偏匀下了小半袋米，给更需要救济的人送过来。
　　他一定是看我穿着军装才过来找我的，而在内心里，他一定也有点儿羞愧：只有这么点儿了。感觉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与力不从心，所以他会用更粗糙的语言与行为，掩饰内心深处的不安，维护那一点儿可怜的自尊心。
　　我后来一直后悔自己反应太慢，没有把镜头对准那位表情不耐烦的、提着小半袋大米的农民大叔。
　　在绵竹九龙古镇，抗震指挥中心的门口守着两个战士，眼瞅着来了一位老人，是个残疾人，他脖子后面突出地长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肉瘤。一见到穿军装的战士，老人就很激动地掏出一个本子伸到他们面前，仔细看了看，是存折。我以为老人来捐款，立即把相机拿出来，对着老人和战士就是一阵猛拍。
　　在拍的过程中，老人屡次把存折拿出来，打开，让战士看那上面的数目。“不晓得还取得到不……身份证埋到里头了……”
　　原来他是担心，地震了，存在合作社的钱是不是还可以取出来。而这个钱，是他看病、吃药乃至生存的基本保障。
　　小战士很为难，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只有再三向他解释，这件事，当地政府会解决的。
　　后来老人半信半疑地离开了。他的背影有些趔趄，后脖上的肉瘤显眼地随着步履一抖一颤。
　　路上有一对夫妻站着聊天，大哥愁眉苦脸地说：“怎么办呢？身份证给人家压进去了，找了好几天了，就是找不着……”
　　上前询问，原来大哥的老婆是人寿保险业务员，地震之前刚刚给一家客户办好了一单保险业务，客户的身份证、户口簿包括保单都还在自己家里，地震了，房子垮了，什么都埋进去了。
　　“肯定是要用到这些东西的，”大哥说，“现在有几家好好的？”
　　到底是淳朴人家，按说自家房子倒了，一般人都会担心自己的财物，可这位大哥想的是别人，妻子的客户，需要得到赔偿的人。
　　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位乡人给我远远指过一堆废墟，在那幢垮塌的房子里，砸死了一个人，本来地震时那人是跑出来的，他又冲进屋去—要搬电视机出来，结果被倒下的房屋埋住了。
　　人对物质的依赖，也许是超过我们所自以为的吧？不然，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每次灾难发生时都会听到呢？那个乡人不是不知道去搬电视机的危险吧，但在那一瞬间，他的闪念是什么呢？
　　走了不少地方，遇到不少人，经历了大难，能够看得开的，到底还是少数。
　　有一家四口，夫妻俩带着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一岁多的女儿们睡得甜甜的，并不知道这是逃难途中。
　　见我拍照，两口子很乐意把孩子贡献给我的镜头，然后那位当妈妈的就说：“你是当兵的，我找你办件事情吧？”我穿的是迷彩服，还配了军衔，一听这话，马上一脸郑重。
　　女人笑嘻嘻地说：“你跟他们（管救灾物资发放的人）说一下，给我发几件宽大点儿的衣服，每次发衣服都没有我合适的。”她丈夫也跟着笑起来，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生了娃娃就胖了，你看她好胖嘛，哪有合适的衣服穿。
　　当时我很难理解，在很多人在为自己生死未卜的亲人担忧时，你们一家人好好的，还不知足，连一件衣服合体不合体也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后来我慢慢接受了一些。人活着，要求的层次总是不一样的。没有落到某一种地步，就不可能站在它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在这次对地震灾区的采访中，我最羡慕的一个人，是我在彭州龙门山镇遇到的一个老婆婆。龙门山镇受灾相当严重，其中一处叫“银厂沟”的景点，两边的山被震得跳起来，一起填盖了下面的沟。整整两座山，生生地合成了一座。
　　那位老婆婆缓缓经过，我问她，太婆，上哪里啊？她回头看见我，笑眯眯地说：回屋去。家里人还好吧？我看她状态不错才敢问这句。人没得事，房子不行了。
　　她又跟我诉说苦恼：哎呀，昨晚上下雨，把铺头（床）打湿了！你说嘛，这个地震弄得，把铺头都打湿了！媳妇还躺起的（似乎受了伤），我要去晾铺盖（被子）了，你看嘛，现在出太阳了，就怕它下雨，把铺头弄湿……
　　她絮絮叨叨地走远了。
　　这场翻天覆地的大灾难，对于她来说，最大的苦恼就是把被子打湿了。
　　（郭新五摘自2008年6月22日《中国青年报》，马建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