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秋天的下午，我偶尔去菜市场采买。以前，北京的四季，不但可以从天空的颜色和植物的生态上分辨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市场上的蔬菜和水果上分辨出来。中秋节前后，应时的水果是梨子、苹果、葡萄，也是各种甜瓜的季节，但现在的北京，由于交通的便捷和流通渠道的畅通，天南海北的水果一夜之间就可以跨洋越海地出现在市上。尤其是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季节对水果的生长失去了制约。比如从前，中秋节时西瓜已经很稀罕，而围着火炉吃西瓜更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即便是大雪飘飘的天气里，菜市场上，照样有西瓜卖。大冬天卖海南岛生产的西瓜不算稀奇，大冬天卖京郊农村塑料大棚里生产的西瓜也不算稀奇了。市上的水果蔬菜实在是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东西多了，就没有好东西了。

　　如果是去菜市场回来，我就在门口的收发室把晚报拿回家。从订阅《 北京晚报 》开始，我有了一点北京人的感觉。《 北京晚报 》是一份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版面一扩再扩，广告也日渐增多。报纸的头版多半没有什么好看的，就像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一样。其他的版面上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我看过马上就忘了。看完晚报，差不多就该吃晚饭了。吃完了晚饭的事情，不属于本文的范围，我只写从中午到晚饭前这段时间里我所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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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2)    

　　有时候下午也有记者来家采访我，有时候下午我在家里要见一些人，有朋友，也有不熟悉的探访者。媒体采访是一件很烦人的事，但也不能不接受，于是就说一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朋友来家，自然比接受采访愉快，我们喝着茶，抽着烟，说一些杂七拉八的话，有时候难免要议论同行，从前我口无遮拦，得罪了不少人，现在年纪大了，多了些狡猾和世故，一般情况下不臧否人物，能说好话就尽量地说好话，不愿说好话就保持沉默，或者今天天气哈哈哈……

　　按说北京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秋天有三个月。中秋应该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其实，中秋无论在哪里，都是最美好的季节。我小时候在山东老家，对中秋节就很感兴趣，因为中秋节除了天上有一轮圆月，地上还有月饼。苏东坡的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在我的故乡做知州时写的，可见那时的月亮是何等的明亮。那时还没有吃月饼的习俗，如果有，苏东坡不会不写的。月饼之所以有馅，是因为当时在月饼里夹上了造**的信号，要造蒙古人的反。我少时听一个去内蒙古贩卖过牲口的人说，八月十五夜里，蒙古人要到草里去藏一夜。我总是感到那中秋节是北京人发明的一个节日，因为北京曾是元朝的大都。元大都的城墙遗迹，就在我曾经住过的小西天附近，那上边有很多树，如果在秋天的下午，站在元大都城墙上的树林子里，也许会更多地感受到一些北京秋天的美丽吧。也许我应该去一次，为了这篇文章。

　　现在，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月，月饼大战就拉开了序幕。月饼花样繁多得令人无所适从，看起来都很精美，但味道一般。我知道我也像鲁迅先生笔下那个九斤老太一样，不能对现在的食物给予公正的评价。其实，现在的月饼使用的材料绝对比过去的材料高级，味道也应该好于以往，感到不好吃，不是月饼的问题。其实，最精美还不是月饼，而是包装月饼的盒子，那真是金碧辉煌，好似一座宫殿。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如此精美的盒子包装吃的东西。我每年都要为如何处理空月饼盒子发愁。人类真是自找麻烦的动物，科学越发展，人类面临的麻烦就越多。

　　北京的秋天最为著名的地方就是香山，而香山的名气多半是因为那每到深秋就红遍了山坡的树叶。长红叶的树木多半是枫树。我猜想，当年曹雪芹曾经爬上过香山观赏过红叶，纳兰性德也上去过，许多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也上去过。周作人在那附近的庙里住过很长时间，写出的文章里秋气弥漫，还有一股子树叶的苦涩味道。我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始终没去过香山。但似乎对那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在我的脑海里存在着。如果真去了，肯定失望。我知道看红叶的人比红叶还要多，美景必须静观，热闹处无美景。

　　现在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打破下午不写作的习惯，坐在书桌前，回忆着古人关于秋天的诗句来结束这篇文章：“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枫叶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古人有“悲秋”之说，大概是因为秋天的景象里昭示着繁华将逝，秋天的气候又暗示着寒冷将至，所以诗中的秋天总是有那么几分无可奈何的凄凉感，但也有唱反调的。李白就说：“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杜甫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黄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放百花杀”；毛泽东说：“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但即便是反调文章，也没有把悲变为喜，只不过是把悲凉化为悲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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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话    

　　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一个复员兵便登门来教导我：“到了部队，第一件事就是给新兵连首长写一份决心书，这对你的分配至关重要。如果你写得好，新兵训练结束后，就有可能让你去当文书或是给首长去当警卫员，而这两个职务是天生的干部苗子。”他还传授给我很多宝贵经验，高级的有如何取得首长的好感，低级的有怎么样抢吃热汤面。

　　我遵循着他的教导，到新兵连的第二天，就写了一份决心书交给班长，让他帮我交给连首长。班长是个老兵，狐疑地看看我，问：“你家里有人当过兵吧？”我说没有。他摇摇头，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我那份决心书开头就写要在党支部的英明领导下反击右倾翻案风，其实啥是右倾翻案风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写入团申请书也是这样写。填入党志愿书就填上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坚持“两个凡是”，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我的档案袋里吧？但天地早就大变了模样。

　　也许真是那份决心书起了作用，团里举行大会欢迎新战友，要选一个新兵代表讲话，这事儿就光荣地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大睁着两眼梦想自己的光明前途。大概是由文书而指导员，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回家探亲挽着袖子，手腕子上套着手表，上海牌的，全钢防震，十九个钻。

　　讲话稿写好后，新兵连的指导员帮我改了一遍，让我下去念熟溜了，别上了台打结巴嗑子。这件事让一起入伍的老乡很忌妒，说什么的都有。我心里憋着劲儿，想来个一鸣惊人，来一个亲者快仇者痛。

　　欢迎大会那晚上，几百个新兵和团直的几百个老兵把团部礼堂坐满了，边角上还镶着一些家属和小孩子。因为会后还有文艺演出。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人间的礼堂，看着舞台上那猩红的天鹅绒大幕，还有那些华灯，心里激动得很严重。老兵和新兵拉着歌子，此起彼伏，声震屋顶。那情绪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我想当兵真好，当兵实在是太好了呀！看到那些精神焕发的小军官，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幕终于拉开了。一个老军官上台讲了几句开幕词儿，就请曹副团长讲话。曹副团长上来坐下，对着包着红布的麦克风念讲稿。那稿子的内容跟我写的差不多。曹副团长讲完了，我们使劲鼓掌。下面指导员讲话。指导员也是坐在麦克风前念讲稿，稿子的内容跟我写的差不多。指导员讲完了，我们使劲鼓掌。指导员下去后，那个主持会议的老军官说：“下边请新兵代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