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让孩子到正规的书店买书，不要在地摊或一些不三不四的小店里买，以防买到内容低俗的书刊。

    学“语文”不是学“语文课本”

    如果不关注阅读，死抱着教材学语文，那么学生进入中学后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头来，在最关键的高考场上，恐怕也难以获得好成绩。

    前几年有一位叫李路坷的女孩一度被人们关注。她两次跳级，15岁就考上了清华，20岁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当人们都用看待天才的目光看她时，她父亲却说，女儿并非智力超常，她与别人的区别只是在于：当别人的孩子正在拼命去读去背一些无关紧要的、最多只能供翻翻而已的文字（主要指语文课本）时，我在让孩子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经典作品。

    李路坷的父亲坚持让女儿有大量的课外阅读，认为最好的少年时光应该去读经典作品。他对现在的学校语文教育很不满，认为“在无关紧要的文字上喋喋不休、浪费过多光阴只会毁掉人的一生”。由于他的这种想法与学校教育有矛盾，他让孩子休学三次，以便女儿能无拘无束地自由阅读。大量的课外阅读给李路坷带来了智力和学习上的飞跃，带来生命的早慧和成长的轻松。

    李路坷父亲的做法可谓离经叛道，与当下很多教师和家长把语文课本奉为语文学习的圣经形成对比。由此不能不欣赏他的勇气和见识。

    看过一本书叫《我们怎样学语文》，里面有当代七十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化学者、作家等撰写了自己早年语文学习的经历，按作者们出生或求学的年代，全书从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分为四个部分。我从书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五十年代以前的学界泰斗们，他们对自己当年的语文学习全都充满温情的回忆。他们的语文学习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典名章；他们几乎都遇到一个或几个学养丰厚的语文教师，从最初的语文学习中获得了完善的语言和思想的滋养；都肯定地认为早年的语文学习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及做人莫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有人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院士，有什么个人因素。他回答说：“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文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语文起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七八十年代接受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语文教育充满批判，认为教材选编质量不高，教学方法陈腐，思想启蒙贫乏。而他们之所以后来“成才”，在于侥幸获得一些课外读物，正是这些课外读物成全了他们。

    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上中小学的时间应该在七、八十年代。他在《我所接受的语文教育》一文中说，“如果让我给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语文教育打分，我不会打‘零分’，因为它不是‘零分’，而是负数。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故作惊人的意思。我们在接受了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后，不得不花上很大的力量再来一次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

    他批评的是当时的语文教育。可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我们的语文教育依然故我。这种糟糕状态，到现在尚未有结束的迹象。

    从教材的编排看。现在小学语文大致还是采用先学拼音、生字，再学词汇、句子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拼音真的需要放到语文学习的最前面吗？生字真的需要那样一个个独立地去学吗？

    这里有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推理：会读文章就得先认字，想认字就得学拼音——事实上，这个表面合理的逻辑并不符合儿童的认知顺序，逆反了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颠倒了的语言学习的顺序，充满反认知的内质。

    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拼音更只是“工具的工具”——它就相当于二胡演奏员偶尔使用到的那块松香，可以让弓毛更润滑，却用不着在每个孩子初学二胡时就先去花费好长时间学习关于松香的知识——可这个“工具的工具”现在却变成了工具本身和目的本身，以至于居然有人提出中国文字以后要用“拼音”完全代替“汉字”。这样荒谬的想法不但被公然提出，竟然还引起讨论，真是不可思议！同时我们还忘记儿童学习需要的是形象、有趣、整体感知等特点，一上学就把他们拉到枯燥而抽象的字母和生字上来，孩子们为此付出了痛苦的努力，却收获不到学习的快乐，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只学到了很少东西。

    有一次看到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的王东华先生说了这么句话，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用教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教中国的象形文字。在过去，一年的私塾教两千多字，现在把我们国家两千年优秀的识字教育抛弃了，孩子们到三年级都看不懂东西。

    从语文教材的文本选择上看，平庸之作非常多，不少作品从思想性、趣味性到文字的精致性，都算不得上品，却进人了教材。

    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份量。”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它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来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

    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和“解词”，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