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7期
乡村记忆
作者：林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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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入冬之后，农田里的庄稼活儿没有了，学员们自然不会有清闲的日子，就整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再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
但是，突然一天早晨，农场全体1000多名学员，人人的眼睛里都烧起了一团鬼火，贼亮贼亮，而且个个东瞧西望，明明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特殊事情。我觉得奇怪，但实在想不出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能让每一个学员如此激动，更如此躁动不已。资本主义灭亡了?或者是反右斗争一风吹了?都没有那么容易。那又会是什么事情能让每一个人如此兴奋呢?
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只能往人群儿里凑，细细地用心去听，听了一会儿，我也激动了，想来我的眼睛里一定也烧起了那种贼亮贼亮的鬼火，第一批摘帽名单批下来了，5个人，比例是千分之五，准确而又科学，出右派的时候，是百分之五，摘右派帽儿的时候，是千分之五，千秋万代不变颜色的 美好愿望，是不会有任何威胁的了。
这5名被批准摘帽儿的老右又是谁呢?其中有没有袁成?立即，我想方设法地四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名单打听出来了，头一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右，每天骂骂咧咧的老革命，人们早就看出问题来了，就在前半个月，这个老革命不骂娘了，而且还站在场部门外大声地喊一声"报告"，也扛着大扫帚扫了一次大院子，《改造》周刊上还登了他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对反右斗争伟大意义的深刻认识。大家说，老家伙一定是得到了什么暗示，好歹吃个人前亏，放一马，就过去了。
另外的4个人，可是卖下命了，虽然比不上挺身堵敌人枪眼的马特罗索夫吧，但其中的一个学员在烧砖的时候，背了一天的砖，后背的肉都烧烂了，想到思想改造的艰巨，愣没吭一声，也没休息一分钟，就是拿到北京，也够全国了。还有一个人放假回家，在路上只身斗歹徒，身上落下了十几处刀伤，宁死不屈，愣一个人把5个歹徒捉住了，其中的一个歹徒，是公安部全国通缉的在逃犯。当这个学员把歹徒送交到公安局的时候，公安人员一定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坚持不说，最后公安局的同志说，你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可能你也是一名歹徒，如此这个学员才对公安局的干警说，你们说对了，我正就是一个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
这样的学员轮到机会应该不应该摘帽儿?你们自己去想。
惟一可怜的，是袁成，摘帽儿学员名单中，没 有他的名字。
曾经，我答应过，无论是喜是忧，只要一有了消息，我一定想方设法向袁成报告，就是找不到借口去赵沽里，我也可以给袁成写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省××专区××县××公社赵沽里大队，袁成亲收"。当然，信要走好几天，那时候邮路太慢，如今从天津寄上海一封信，最多也就是三四天，那时候从农场寄天津一封信，两地距离不过200公里，最快也要一个星期，有人说过，就是骑自行车，也比写信快。农场里一个学员，1957年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邮政事业而被打成右派的，邮路的话，可不敢乱说。
偏偏，我又得了一场重病，烧砖时我背上的烫伤，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不但没有"收口"，反而感染发炎了。唉，我的皮肤也太不合作了，初到农场时，第一天下地，拉犁耕地，没过半天时间，我背上就暴起了一层皮，白白的颜色，一片一片地往下撕，看着特恶心。最最可怕，盐碱地里狗蝇太凶，死死地叮在身上，一巴掌打死，手心里留一片血渍，别人被狗蝇叮过，起一个红包，没几天时间，也就没事儿了，只有我，被狗蝇叮过的地方，第二天一定要肿起一个大包，像小苹果那样大，看着特吓人。还有一次我突然发高烧，被狗蝇叮过的地方，硬得像砖头儿一般，农场卫生室给涂了些220药水，天保佑，没死，自己就消炎了。
这次，太可怕了，后背肿得像一块铁板，只能趴在炕上，而且发高烧，一阵一阵的就似是睡过去了，心里还在数着数儿。据说人在临死之前都是在 心里数数儿，脑袋瓜子空空的，什么也不想，数着数着，想起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来了，这才又明白过来，先死不了了。
趴在炕头儿上的第三天，昏昏沉沉之间，就觉得背上有了一丝凉意，舒服得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接着，又听见耳边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声音里带着一种喜悦。
微微地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朦胧，什么也辨别不清，屋顶压在身上似的，只觉得自己在往下沉陷，再用力挣扎，使自己再清醒一些，渐渐地，女人说话的声音更清晰了，而且那样熟悉，努力回忆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声音，遥远遥远，那里有一片碧绿碧绿的田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片树阴下掩映着一个小小的村庄，老槐树下面坐着几位老人，永远在说着没完没了的老话，一间农舍里有一盏灯，灯下，我在给一个乡下姑娘讲解功课，远远地还坐着一个女人，她正忙着手里的活计，偶尔抬起头来，向这边张望，目光中充满着温暖……
终于，我回忆起春花嫂的声音，那样亲切，那样温暖，禁不住泪珠涌出了我的眼窝。
"什么大不了的病，就趴下了，若不怎么就放你们下来锻炼呢?"春花嫂把一种什么很凉很凉的药敷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揉着我的后背，似是嗔怪地向我说着。
春花嫂很知道农场里的气氛，故意大声地说着似是无关痛痒的话，声音里却包容着关心和同情。
似是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迹象，春花嫂才小声地对我说道："小秀娥来找你问功课，回去说你的胳膊上有伤，袁成回到赵沽里，我向他打听，才知道你胳膊、背上，烧砖时烫伤了皮肉，家里有专治烫伤的貉油，都是乡里人打死的貉，熬制成的貉油，谁烫着了什么地方，敷上立即就好。家里人都忙，我说，我看望孩子去吧，顺手就带上了一点貉油，你瞧，真用上了。"
轻轻地为我涂着貉油，春花嫂似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喉间哽咽着，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抽着鼻子，抬手在眼角上揉着。
貉油果然对于烫伤有特殊的疗效，才涂上一会儿，背部就显得轻松了许多，努力挣扎着支撑起身来，才想对春花嫂说句感激的话。春花嫂隔着窗户向外面望了望，立即小声地向我询问道："袁成怎么没摘成帽儿?"
立即，我又明白了，袁成在赵沽里等摘帽儿，等得着急了，自己又不敢回来询问，让小秀娥来吧，一个孩子又怕问不清楚，于是春花嫂带上貉油来看我，重要的还是向我打听袁成没摘帽儿的原因。
"一定是还没改造好吧。"仰着头，我回答着春花嫂说着。
"上次，让赵五瓜来接你们，农场对赵五瓜说只等着往上报材料了，还说人不能离开农场。也是家里农机站出了问题，老赵叔说一定要把袁成接回来，外加工合同已经到日期了，不完成任务，要罚 款的。原说是接你们两个人一起回去的，赵五瓜也不会办事，农场一摇头，他就不敢坚持了。理短怎么的?赵沽里的40亩地还在农场借着呢。"春花嫂理直气壮地说着。
40亩地有什么用呢?摘帽子的事，可不是用40亩地能够换取得到的。
"怕条件不成熟，回去之后和老赵叔商量，赵沽里还发动群众总结了袁成的表现，立即又写了材料，提出给袁成摘右派帽子的要求。"
"怎么，你们还送来了材料?"大吃一惊，我几乎是坐起了身子，向春花嫂问着。
"不是要有群众意见吗?"春花嫂向我反问着说。
"糟糕了，糟糕了，事情可能弄糟了。"一挥手，我对春花嫂着急地说着。
"群众强烈要求给袁成摘帽子，怎么倒把事情搞糟了呢?"春花嫂着急地说着。
"农场布置袁成写思想总结，很可能农场考虑给袁成摘帽子，可是农场最忌讳群众联名提出给什么人摘帽子，这叫施加政治压力，农场认为群众提出给什么人摘帽，一定是那个人买通了什么人，要知道打右派的时候，是发动群众搞起来的，领导过反右斗争的人，最知道群众强烈要求是怎么一回事。袁成写思想总结当然要写改造成绩，你们送上来的材料，也要写袁成的那些表现，两家里写的内容相同，你说农场会不会怀疑串通一气……"
"唉哟，这我可是要好好想想了，乡下人哪里有这么高的水平呢?是呀，娘打儿子，许娘自己手 软不打了，婶子出来求情，娘不是打得更重了吗?怎么娘就不如婶子亲了呢?"春花嫂终于明白了，可是已经迟了，事情被她搞坏了。
…………
果然我也是料事如神了，没过多少日子，秦队长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和我个别谈话，向我了解袁成在赵沽里的情况，对于赵沽里对袁成的种种关照，已经引起了农场的怀疑，赵沽里乡亲的一片好心，把袁成推到了困境之中，本来多少有一点希望的事，反倒没有希望了。
秦队长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里，板着一张脸，冷冷地瞧着我，好长时间不吭声，我自然能够理解，这是要在我的心里造成威慑，使我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下和队长对话，如此，我也就毫无自卫能力可言了。
"汇报一下这几个月你们在赵沽里的情况。"终于，秦队长还是说话了。
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我把这几个月的情况向秦队长简要地说了一些，当然，我不可能说得完全，我只说了袁成修复赵沽里农业机械的情况，没说他给赵沽里设计了一种刀具，使赵沽里接了一批加工活儿，提高到理论上，那就是开地下工厂，党纪国法都是不允许的。
"不要光说成绩，说说你们有什么不足。"显然，秦队长已经听得不耐烦了，打断我的话，秦队长突然向我问着。
"不足呢?"我费力地寻思了一阵儿，这才回答秦队长说着，"生活上懒散了些，出工也不点名 了。"
"两个人，点的什么名?"秦队长听出我在应付，便冷冷地向我问着。
"也没读过报，我回到住处的时候，袁成还没有回来。"我立即回答着说。
"他都有哪些活动?"
"活动?"我听着暗中打了一个寒战，不对，秦队长这话说得不对劲儿，"活动"，类如搞鬼，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做好事，叫事迹，譬如说先进事迹，再譬如破坏活动，没有说先进活动、破坏事迹的，语境不同，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我多少还有点警觉性，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缄口不语，只等着听秦队长再说些什么。
"借出你们两个人去赵沽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脱胎换骨，最初我们也没有什么怀疑，查过档案，在赵沽里你们没有亲朋，而且你们两个人还是由农场指定的，赵沽里对你们也并不了解。"秦队长先把种种前提对我做了一番说明，然后话锋一转，秦队长说到了他今天找我谈话的原因，"可是，赵沽里突然给农场送来了一份报告，总结袁成的种种表现，强烈要求农场给袁成摘掉右派帽子。接到赵沽里的报告，我们并没有做任何表示，虽然赵沽里再三来人追问，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我们真诚地愿意给每一个右派分子都尽快地摘掉帽子，但我们也不能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蒙混过关……"
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以我的智商，类如秦队长这种人的心理状态，无需费什么力气，我就 明白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了……
土地换右派，赵沽里用40亩良田换去两名老右，官方话语叫做是"异地监督改造"，民间话语，说是借来两个能人，农场也知道，把老右借去赵沽里，就等于把老右送进了天堂，农村干部觉悟再高，也不会像农场队长们那样时时"猴儿"着老右，再多少给农村做点什么好事，农民们一定会报答老右们的。但赵沽里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居然写来了"报告"，而且强烈要求，问题严重了。赵沽里只有权利让老右发挥一技之长，赵沽里没有权利对老右做政治评价，改造时期做点什么事情，暗中串通，把右派帽子摘了，再有风吹草动，他们出来兴风作浪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揭发袁成腐蚀农村干部，伪造事实，骗取摘帽儿的阴谋不可……
"这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时机，袁成回农场的时候，把他的女儿放在一个寡妇家里，而且，就我们所知，那个寡妇还把袁成和你叫到家里，给袁成摆下酒、煮好肉，大吃大喝，他们平日都有什么勾当?"秦队长几乎是向我逼问着说。
显然，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刚才还只说是"活动"，一会儿的时间，就"勾当"了，矛盾转化得太快了。
"而且，"看着我打了一个冷战，秦队长瞪圆了一双眼睛，又向我逼视着说，"最近，赵沽里突然提出要向农场索回那40亩土地，这明明是向我们施加压力，不给袁成摘帽子，就要回40亩土地。可以对你说，他可以搞什么土地换右派，我们可绝对不能干那种拿右派换土地的事。不就是40亩 地吗?打不了多少粮食，可是错放了一个右派，一旦他们推翻社会主义的阴谋得逞，那就失去了社会主义江山，我们一寸土地也没有了，办不到，绝对办不到。"秦队长一挥手，此时此刻，就像他决定了中国前途似的，那股劲头儿，"酷"透了。
"赵沽里接二连三地向农场打报告，要求农场给袁成搞掉右派帽子，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给袁成摘帽子，和你们赵沽里有什么关系?给袁成摘掉了帽子，对于赵沽里又有什么好处?而且，据我们侧面了解，赵沽里对待袁成的态度，已经改变了矛盾的性质，他们虽然不给袁成什么特殊的报酬，但私下里给袁成记工分，说是只等袁成摘掉了右派帽子，立即就把他的工分合成安家费，他们还说要把袁成留在赵沽里安家落户，现在袁成的女儿就在一个寡妇家里养着，袁成吃饭也是由生产队安排，这明明是和党改造右派的政策唱对台戏，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挖防空洞，支保护伞。本来，农场看到袁成对自己的罪行有认识，也想考虑给他摘掉帽子，但赵沽里的所作所为，暴露了袁成的暗中活动，他伪造假象，欺骗农村干部，甚至于是腐蚀我们的农村干部，阴谋骗取摘掉右派帽子，上级再三提醒我们，要注意有人借我们对右派的改造政策，让一些极右分子蒙混过关，好在社会上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兴风作浪，告诉你们这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可能的……"
秦队长越说越气愤，越说也越深刻，他已经把袁成的事说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原则问题上去了，我的天，一定要把农场对袁成的看 法告诉袁成，否则蒙在鼓里，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秦队长对我好一顿教训，却没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关于袁成在赵沽里"活动"的材料，我自然知道，此时此际我的重要意义。袁成自己写了思想总结，写了自己的改造情况，赵沽里送来了给袁成摘帽子的材料，和袁成自己写的思想总结内容相同，这时候如果我能"站"出来揭发说是袁成制造假象骗取赵沽里给他写材料，那一下子袁成就完了，而我呢?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能给我摘帽子吗?就这么一点点表现就把帽子摘了?脱胎换骨也太容易了。如果说了一大通昧心话，连帽子也不给摘，那摘帽子的代价也太昂贵了，拉倒吧，我也别做那等陷害人的缺德事了。
…………
我因背部烫伤感染为皮肤溃烂，农场让我去市医院做一次血液化验。我早早地跑到市里，从市医院拿到化验报告，匆匆地乘长途汽车赶到赵沽里，一头扑到农机站，正看见袁成满身油污地在检修机器，一看见我匆匆地闯进来，袁成几乎吓了一跳，立即拉住我就问："出事了?"
"嗯。"我点了点头，回答着袁成说。
"我早就有预感，日子绝对不能够就这样舒服，应该吃的苦没吃够，应该受的罪没受够，应该挨的骂没挨够，应该赎的罪没赎够，怎么就会这样舒舒服服地熬过这一场劫难呢?如今什么话也别说了，你只到春花嫂家里去一趟，只说是我有话要对小玲玲说，然后咱们一起回农场报到，赵沽里是再不 能呆下去了，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咱们还是回到咱们应该呆的地方去吧……"
没有向老赵叔说一句道别的话，没有向春花嫂说一声感谢，袁成和我就这样匆匆忙忙逃离开赵沽里，连夜回到了农场。当我们到场部报到的时候，正好是秦队长值班，他看了看我和袁成，也没问赵沽里为什么没派人送我们回来，冷冷地只说了一句："回班组去吧。"也没问我和袁成有没有吃晚饭，就把眼睛从我们身上移开，低下头接着读他那部也不知道读得懂读不懂的《全集》去了。
赵沽里永远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农场没有告诉我和袁成赵沽里有没有来人追问我和袁成的去处，农场更没有义务告诉我和袁成农场如何和赵沽里了断的纠纷。很快，我们这处农场因为距离城市太近，而必须做再一次的"整顿"，可能也留下了一些人，但我和袁成被通知离开了这处农场，我去了大西北，袁成带着孩子，去了北大荒，据说那里可以安置家属。
赵沽里，永远永远的赵沽里，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那朦朦胧胧的乡村印象，伴着我，想来也会伴着袁成，度过了大半生的岁月。
直到现在，我记忆着去春花嫂家的泥巴路，每逢下雨，满巷的泥泞，一天晚上我已经走到春花嫂家门外了，推开院门，却再也没有力气从泥巴里拔出双脚了；春花嫂家的大黄狗冲着我汪汪地叫了半天，屋里，小秀娥又不见我进屋，好长时间过去，小秀娥才从屋里迎出来，正看见我在泥巴里挣扎， 看着我一副滑稽的神态，小秀娥笑得前仰后合，回过身去唤着春花嫂说："娘，你快来看，小林哥耍秧歌呢。"
赵沽里，永远永远的赵沽里，我记忆中美丽的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