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上街头，下街头
作者：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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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叫 春
罗 姨
“吃饭哪——”
“吃饭!”
“吃哪……”
第一声是宣告，很悠扬；第二声是命令，很短促；第三声是恳求，几分凄婉几分哀怨。每次开饭，罗姨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喊。三声喊过，没有响应，她又从头开始；还是这样的次序。美工组的条子说，罗姨的喊声曲折起伏，很有音乐感。大家注意所，还真是。有时候就是为了享受这音乐感，故意拖延下班。
“我晓得，你们就是想急死我。”
罗姨口里这样说，心里很快活。
罗姨先前是安老师家的保姆。
安老师是城里师专毕业分来的，女朋友是初中同学，父亲病故，家里弟妹多，她是老大，只好失学。安老师参加工作后帮她在城里找到一个小学代课，等她转了正，他们才结婚，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沙河镇到城里坐火车只要半个小时 ，每个星期或是安老师回城，或是他爱人来。站里给了他一间房，他自己去买了一张双人床。床最重要，生儿子要拜托它。桌子和凳子都是站里的。桌子是条桌，凳子是条凳，站里都用不上了。站长老冷当过县财政局的副局长，找关系弄到一笔经费，添了一些新的办公用品。夫妻两个只开支一个人的工资，另一个人的工资存起来留给儿子。
婚后半年，老婆的例假一直正常，两个人便沉不住气。旁人也渐渐为他们着急，提醒说：“要加班加点噢。”每次临近老婆的例假，两个人便惴惴的，一声“来了”，顿时眼睛发黑，手脚发软。
儿子比他们要沉着得多，不慌不忙地在娘胎里呆到足月。
儿子出生，让他们吃更多的苦头。光是为了找个合适的保姆，就耗尽了心血。安老师爱人是班主任。整天忙得头发都梳不清爽。比较起来，安老师好办些，带孩子却又多少有些难为他；只有请保姆。但镇子附近的人愿到镇上做的极少，因为工钱低。要做就去城里。
安老师先后找到过两个保姆，一个是镇上捡破烂的，弯腰驼背，不停地咳嗽。半个月后，安老师的儿子感染了她的肺结核。赶紧付了一个月的工钱打发她走人。后来找到一个自称十五岁顶多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孩，结果是多了一个要照护的人：早上不用力推她，她绝醒不了；白天她跟一帮光屁股的伢子在河里捉鱼，安老师的儿子在摇篮里哭得惊天动地。
实在没有办法，安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把儿子送到城里住几天。
那回，安老师从城里接儿子回来，走出火车站，有个女人一直在身后喊：“哥哥!”他没有在意，他在此地无亲无故。上了公路，这个声音还在后面响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急。
除了不时擦身而过的汽车或拖拉机，边上没有别人。安老师不由得疑疑惑惑地回头：一个老女人，手长长地向前伸出，一踮一踮地跑着。发髻已经松散了，几绺头发在耳朵和脸面之间甩来甩去。
“哎哎，哥哥!慢些，哥哥……”她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喊你们……我接了好多回了……天天来……你们不是说初七回的么，怎样到了今天……今天是初十了吧……不记得了么？我不是到机关单位见过你一回的么，说好了，过了节，我就来跟你们做的呀。”
“原来是你。”安老师歉然。端午节前，他是见过这个女人，她“罗姨”。
罗姨抱过安老师儿子，拼命地亲起来：“心肝啊肉啊。”母鸡似的格格大笑。”
一个路上，罗姨喋喋不休，说她初七一大早就挑着箩担来了，一头被盖，一头米。等了一天，不见人，只好又挑回去；二天又来，又不见，就有些慌了；昨天来，还是不见。她急得把箩担挑到车站上守了一天。好在你今天来了，要不她以为变了卦。停了一下，又说，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工钱要是从初七算起，那她就白沾了几天光。
“工钱当然从初七算起。”安老师说，“让你等了这些天；已经很不应该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这个哥哥，真好。”
老是被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恭恭敬敬地喊“哥哥”，安老师开头很不自在。后来他发现，只要对方是男的，罗姨都是一个喊法，包括安老师那个才满周岁的儿子。
“哥哥吔，莫瞎窜！”她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放下手上正在劈柴的刀或是正在搓洗的衣服，跳起来，把那个快要晃到河边上的一岁的“哥哥”，一把搂回去。
罗姨见人就说“托你的福”，问她的年纪，她就回答：“托你的福，养了两个撑饭的。老大生了伢子。老二旧年当兵回来，也讨亲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理由骄傲：一，生了两个儿子；二，守寡把他们拉扯大了。
站里的人也都说：这是可以立牌坊的哟。一致拥护老冷的决定，在库房里给她隔出一个小间安身。
两个儿子成了人，做娘的却没有在家里安生。罗姨是熬怜儿子。乡下穷，只要动得，她就想到外头多赚些。
每封星期天，不论天气好坏，罗姨都回去。要是安老师星期六晚上回城，她当天就走。要是安老师爱人来了，她就在星期天天亮前从床上爬起来，生炉子，煮粥，在桌上摆碗筷；在雾里摸索着，到河里提水，把盆盆罐罐都装得满满的；实在没事了，就劈结疤柴。好不容易见到天发亮，她轻手轻脚，钩起一根手指头碰两下安老师房门，怯怯地祝：“哥哥，粥好了，冷了，可以吃得。”好豫安老师两口子迟迟没有起床，是等着粥冷。听到里面床上翻动的声音，她才跟着说：“我走了。”一边嘀咕：“不是怕鸡发瘟，死人才回去。”免得安老师两口子不高兴。
罗姨这种小心，其实不必要。找到这样一个保姆，安老师两口子再满足不过。反是觉得她太苦了。
每次回来，她都跟回去时是两个人，脸色蜡黄，浑身就像撒了架。“再也不回了。”每回她都发狠，“该死该埋的才回呢。”一到日子，她又赶起赶落地走了。
有一次她回来让安老师大吃一惊：撑着腰，喘着气，一步一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不碍事的，起早了，头发昏，栽到坎下去了。”她笑笑，想从安老师手上接过孩子，终于支持不住，躺倒在地上。
以后的一个星期，安老师请了假，自己带孩子，做饭，天天用自行车送她去医院，回来给她熬药。到月又把一个月的工钱一文不少地交给她。她瞪着安老师，好半日才哭出声来。
大家这才晓得，她这回病倒，是因为遭了殴打。
事情由两只木水桶引起。
来镇上之前，她在城里一个老干部家里做。走的时候，老干部让她挑样合适的东西做个纪念，她就挑了一担桶——同老大分了家的老二一直借用别家舶水桶。这担桶是老干部从下放的农场带回来的，也算是个纪念物。罗姨把这担桶交给老二之前，先在站里放了好久，反复盘算才下了决心。还是惹了祸。二儿媳刚过门，大儿媳就出头把家分了。因为老二没有儿女负担，老娘就分到了他名下。老大和他女人没有料到，分家以后，老娘竟成了一棵摇钱树：进了城，发了财。从城里带回一担桶，就是一个证明。
坐在门槛上喂奶的大儿媳，见婆婆一手挽着一只木桶，进了老二的屋，“嚯”地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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