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空巢
作者：张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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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将此故事献给世上一切空巢的父母和离家远行的儿女
何田田最近两年里连续回了三趟国，趟趟都是为了父亲何淳安。
第一趟回去是为了给父亲请保姆；第二趟多少也是。第三趟虽然不是为了请保姆，却也与保姆有关。
何淳安是个退了休的教书先生，从前在京城一所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妻子李延安也曾在同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工作。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何元元远在广州，是一家很出名的合资企业的销售部经理。女儿何田田走得就更远了，五年前移民来到多伦多，现在加拿大道明银行的商业信贷部供职。何家的两个子女岁数上只相差了十六个月，经历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元元和田田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商，后来的工作也多少与商有关。都忙。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都没有子女。现在都在单身和不单身的那个灰色地带生活。
田田是离完了婚才决定出国的一当然是从头过起的意思。田田离婚的过程像一场漫长的高潮迭起的戏剧，整整演了三年。这三年里田田就住在父母身边。娘家成了田田歇脚的窝，睡觉的枕头，揩眼泪的帕子，装气话的竹篓。一场婚离下来，父母就老了。
父母是在田田的眼皮底下老的，田田却浑然不知。犹如一个常住河边看惯了河水的人，是看不出今日之水原来不同于昨日之水的，等田田意识到父母的老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死圈。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是早就有迹象的。母亲爱掏父亲的衣服口袋，母亲爱翻父亲的文稿，母亲爱拆父亲的信，母亲爱偷听父亲的电话。年轻时很有些英武豪爽之气的母亲，五十岁过后却渐渐地变得敏感和爱猜疑起来。田田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父亲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危机感，直到后来在一位加拿大同事家里偶然翻到一本医学杂志，才恍然大悟这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一些症状。只是从前母亲在操着太多人的心，母亲的这些蛛丝马迹，散落在太多太纷繁的生活内容里，如沙滩底下浅浅地埋着的石子，被人在忙乱之中混混沌沌地错过了。待到元元去了广州，田田出了国，母亲的生活天幕突然变成了一片硕大的空白，她那些反常的举止才日渐清晰地浮到了表层。
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有病，父亲以为母亲只是太寂寞了，于是父亲在过了六十五岁生日之后就刻不容缓地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父亲还带着几名研究生，手头还有几篇论文尚未完成。像父亲这样多少算有些贡献的资深教授，其实完全可以延续几年才退的，可是父亲想多在家里陪陪母亲——母亲没有高级职称，退休得早。
然而没有用。
父亲的日日相守，田田隔天一个的越洋电话，元元三个月一次的探亲假，都没有把母亲从那条越走越窄的暗路上扯回来。母亲还是执意地走了那样的极端。
母亲的事，田田是过后一个月才知道的——是元元刻意对她隐瞒了的。后来元元再也瞒不下去了，才百般无奈地打电话来多伦多搬救兵。田田接到元元的电话，第二天就坐上飞机飞回了北京。
田田进了门，一眼就看见客厅正墙上母亲的那张放大照片。照片是母亲略微年轻时拍的，衣装发式都有些过时。母亲的笑容似乎刚刚展开，就被快门骤然切断，眼角眉梢便有了微微一丝的惊讶神情。照片上的那个黑框如同一张大嘴，将田田一口嘬了进去。田田没顺过气来。身子一矮，就瘫坐在沙发上，喉咙里涌上一团咸涩，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回去，哽噎之中，眼泪便汹涌地流了出来。
何淳安看着女儿倾金山倒玉柱地哭，只将两手在膝盖上磨来磨去，干裂的手掌在裤子上咝啦咝啦地钩出一条条细丝。
“谁想得到呢?谁想得到呢?”何淳安一遍又一遍地说。每说一遍，气就短了一截。说到后来，那声音便如炎夏午后的蝇子，有气无力嘤嘤嗡嗡地飞撞在田田的耳膜上。
李延安出事的那一天，实在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太大区别。早上起来，何淳安照例去公园练太极拳，李延安照例去小区的菜市场买小菜。等何淳安练完太极拳回家，李延安也正好热完了早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厨房的小餐桌上，一边喝豆浆，一边看报纸。何淳安看的是《晨报》，李延安看的是《健康报》。一碗豆浆喝得见了底的时候，报纸也就翻得差不多了。何淳安擦过了嘴，站起来，说要去学校一趟，取几封信。走到门口，听见李延安在厨房里异常响亮地笑了一声，说：“眼花儿不来，你就急了吧?”
李延安嘴里的“眼花儿”，泛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所有的女同事女学生；特指的时候，说的是何淳安的得意门生颜华。颜华博士毕业后留了校，和何淳安在一个教研室里工作，先前是师生，后来是同事，来往算是比较密切的。平日在家里李延安也时不时地拿“眼花儿”说事，时而泛指，时而特指，何淳安一味地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并不计较。那天也不知碰着了哪根筋，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噌地蹿上来，便忍不住回了一句“急了又怎么着”，便夺门而去。
何淳安到了学校，见着了几个多日未见的同事，说了些系里的飞短流长，一时聊得兴起，几个人就在学校的餐厅吃了顿午饭，喝了几盏小酒，回家就晚了。脸红耳热地进了门，一叠声地喊李延安：“晚上早点吃饭，周教授给了两张戏票，小百花越剧团的《碧玉簪》”——早把先前的口角忘了个一干二净。
走到卧室门口，觉得脚底有些黏，低头一看，脚上像踩了一泡西红柿酱。冲进屋里，只见满地的腥红，浓浓稠稠半干未干的，在墙角门后流成大团大团的花。床铺看上去却是平平的，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何淳安哆哆嗦嗦地掀开被褥来，才看见了一片扁平如纸的身子——那是流完了血缩了形的李延安。李延安用的一把钝刀，腕上的伤痕如锯齿般参差不齐。这个在延安窑洞里出生，在马背上度过最初童年的女子，就这样将她世袭的军人般的刚烈演绎到了极致。
何淳安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冲到楼下，蹲在门口的大槐树下，哇地吐了一地。酒和肉的腐臭随着风在街上飞得很远，蝇子在秽物上黑压压地围了一圈。撕心裂肺地吐完了，扶着树身站起来，抬头看天，只见天上一颗鲜血淋漓的太阳，朝着自己正正地飞坠过来。想躲，却没躲过，就被咚的一声砸倒在地上。
等他完全清醒过来，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三天中他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事。当他的意识还在沉睡和苏醒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飘浮时，他的妻子李延安已经火化入葬了。他的儿子何元元从广州赶回来，雇人将他的房子彻底地清理打扫了一番，并将家具都重新摆置过了。所有关于李延安的痕迹，都被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
何淳安出院回来，像走进了别人的家，惶惶不安，手足无措。他在屋里频繁地进进出出，不停地打开抽屉柜橱的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有找到。何元元的担心，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何淳安没有问及李延安，一句也没有。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元元原先准备了多种可能性，都是用来对付父亲的记忆的。元元唯一没有准备到的，是父亲的失忆。记得是一种痛，不记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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