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作者：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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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斗争会的造反派向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一一介绍被斗争者的姓名，姓名前肯定要加上诸如“三反分子”“黑帮”等定语。主宰他们命运的人，给每一个被斗争者确定了一个定性的用语，让他们挨个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自报家门自我辱践，给柳青规定了“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柳青”的定论，不许少说一字说错一字。
排在柳青前头走上批斗台的被斗争的对象，一个一个都按规定给他们的定性自报姓名了。每个人报完，就会有领呼口号的人在台前挥拳领头呼口号，诸如“打倒XXXX分子XXX”，台下举拳呼应，绝不厚此薄彼。小小的差别也不是没有，某人自我介绍时或有结巴或声音太小，就会被严厉斥责再来一遍。柳青走上批斗台了，被主持者搡戳着呵斥着走到台前指定给他的地点，站定，服从的肢体行为里隐隐透出绝非顺从的意味，也透出无奈里的沉静，倒显示出呵斥着搡戳着他的主持者的狂乱和虚妄。柳青开口了，口齿清晰一字一板嗓门腔调颇为洪亮：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向革命群众报到……
斗争会的主持者顿时愣住了。策划和组织这场斗争会的大小头目们，也都在主次分明的斗争台上的各个位置上愣怔住了。台下拥挤的黑压压的人群也在柳青的话音尚未落定时愣怔住了，台上和台下同时呈现出冷寂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所造成的心理反应不及时的情状。所有人尤其是台上的那些主宰者，愣怔的同时明白无误地意识到挑战和反抗。出于各种心理需要和生活目的的需要狂欢着“文化革命”的得意者，早已形成接受被批被斗者顺从和讨好的心理状态。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挑战和反抗，把他们惯于接受顺从乞求的心理状态打乱了颠覆了，也把与会者普遍形成的社会性心理扰乱了，于是便出现了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冷场。
潜伏的危险以铺天盖地的愤怒爆发出来。一记耳光扇到挑战的反抗的作家柳青脸上。扇打这第一巴掌的人，无疑是第一个从愣怔状态里清醒过来的人，肯定是具有敏锐反应的神经功能的人。随之就有人伸出腿脚到柳青身上了。同时就有几乎挣破嗓门的口号呼喊出来。在台下呼应的口号声浪里，柳青重新站端立定了，依然平视着的眼睛愈加清澈透亮，有一股逼人的冷光，嘴角有血流下来。
开始了一段对话：
“重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柳青。”支持者命令。
“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柳青说。
又一番拳头和脚踢。
“重报——”
“正在接受审查的……”
柳青被打倒了。
这是力量严重失衡的对抗。一个年过五十体重仅有七十斤的作家柳青，面对一帮身强体壮的中年和青年汉子，况且是在狂飙正猛的“文革”风暴之中。然而，无论这些挟裹着“文革”风暴的身强体壮的汉子们如何吼叫，乃至轮番拳脚相向，那个身矮瘦弱的作家柳青说出的话语，他以洪亮的嗓音一字一板口齿清晰地说话时的沉静和自信，也形成十分悬殊的无法构成抗衡的对比。
又一番语言较量展开，“文革”通用的名词叫做“拼刺刀”：
“你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
“我是实事求是。”
“你必须交待你的罪行。”
“从入党那天起到现在，我不敢保证不做错事不说错话不无缺点，我敢保证做到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你刚才一直在说假话!”
“我一生都没说过假话。”
“你还在狡辩!重报——三反分子柳青!”
“实事求是不是狡辩。我要是说假话，就是自己打断自己的脊梁。”
再一番拳脚，柳青就不说话了。
……
柳青听到第一声打鼾，是从这屋子最东头的墙根下响起来的。从不时响起的出气声的轻重，柳青能判断出来哪种呼吸声是进入睡梦者发出的，哪种呼吸声是正在痛苦不堪的清醒者佯装睡着了的声息。他还得等待。等待里的心境是死样的平静，却浮出马葳的眼睛——这双熟悉的眼睛，瞅着他陪着他从京华首都回到西安，再相跟到蛤蟆滩南沿的庙院里，那是世界上最可依赖的美丽的眼睛，虽然也有不高兴的神光流泻的时候，却不影响依赖和美丽。就在他在台上为“自报”自己是什么的对抗中，在他第一次挨打之后重新站定的时候，看见站在台下的马葳的眼睛，那种惊愕那种痛切的神光，像是一种凝固的冰雕，这是相伴相依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眼神。柳青第二次第三次挨打之后再去搜寻那冰雕似的眼神，却只看见亲爱的马葳低垂着的黑发，她没有力量看他了。那一刻，他心里泛起一缕庆幸的欣慰，低头不看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减轻折磨。现在，柳青眼前就浮出那双惊愕不堪痛切不堪而凝固为冰雕似的眼睛。
他在心里沉吟，亲爱的马葳啊!你肯定不知道你惊愕恐惧和恨起来的眼睛是怎样感动老夫的心啊!
“我放不了‘卫星’。别人用水笔写字写得快，能放；我写字跟刻字工一样慢，放不了；我给你实事求是汇报，刻字比不得写字快嘛。”
柳青对找他说话的领导说。
柳青坐在领导对面。这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别墅式的高级宾馆。四十年代由驻扎西安的国军军长胡宗南修建，接待党政要员的场合，解放后变为开会和休养的招待所了。这里刚刚召开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会，是文艺界知名的写家演家唱家弹奏家耍(魔术)家放“卫星”的大会。中国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高潮里又兴起放“卫星”，最大的“卫星”是亩产小麦五十万斤，报纸上还配发着一个站立在麦穗上的男孩的照片，随之便潮涌着各行各业争相放出的吓死人的大“卫星”。文艺界不甘落后，各路名家名手聚着气铆着劲到这个招待所放“卫星”来了。柳青不仅不放“卫星”，甚至一言不发。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坐着这样一位冰冷着脸色的人，弱智的人都会产生对于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的敏感，更不要说这些文学艺术界的人精了。会后，领导就找柳青来谈话。柳青坐下后就解释自己放不了“卫星”的原因。
“可是……你想没想到你不发言的负面影响?”
“实事求是。我只能实事求是。我放不了重量大的‘卫星’。我不能对党说假话说我能放。”
谈话停止了。气氛虽有点滞闷，却不紧张。这位领导和柳青既是同志战友，也是朋友，早在延安革命战争年代就熟悉了，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他现在是省上的重要领导，柳青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友谊却不因年岁递增工作性质的差别而改变。或者说，领导叫他来坐坐来谈话，本质用意是替他担着一份心，须知对于刚刚兴起的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往往决定一切职业者的命运，越知名越能干的人越是这样。这几乎已成为稍有政治意识的人的生存常识。柳青能感知领导和朋友的好心用意，又重复一遍：“我是作家，又是党员，我必须对党实事求是地发言。”，
“你按你的实际情况，能放多大个‘卫星’就放多大个。你总得表示一下态度嘛!”
柳青浅浅地笑笑。那笑首先给人感到真诚，也掩饰不住(或不作掩饰)内蕴的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