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作者：汗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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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黑白战争片!刹那之间似乎明白了什么，哇哇大叫着爬上桥头跑回家去。从此，再也不敢到苏州河边游玩，在雾天。
G女士听到这里，缩紧了娇小身躯：“幸亏太阳出来了，如果雾再浓下去，你的故事非让我吓死不可。”我说：“太阳出来了，我也讲一个故事好吗?”G高叫：“饶了我吧，别让我做噩梦!”我告诉G，这个故事不恐怖，而且温暖，她才松开捂着耳朵的手——两岁时，一个夏夜，在外婆家门前空地的凉席上。看庞大星空，听周围虫鸣，我毫无睡意，模模糊糊地想着渺小的心事。劳作一天的外婆外公鼾声起伏。村庄里的远近土狗偶尔叫嚣。黑夜沉寂深广。我隐约有些害怕，侧身紧依外婆，却发现门前有一个白衣白裤、手提竹编旅行箱的人!我叫醒外婆：“有人!”外婆外公猛地醒来，查看，然后生气：“糊涂蛋，哪里有人，睡觉!”我大声辩解：“真有人!他白衣白裤，提着一个竹编的箱子!他走过来了，他站到外爷身边了……”外爷长叹：“是二弟回来了吧?你保重啊!”多年之后外婆向我复述了这一故事。她说，我在那个夏夜看到的人，是解放前去北平读书但从此杳无音讯的外爷的二弟。通过幼儿的眼睛，一个人传递了自己灵魂的行踪?
D问我：“你相信幽灵的存在吗?”我说：“半信半疑吧。如果存在，浓雾和黑夜是最好的栽体。”据说，看见亡灵，只有七岁以下的儿童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做到。我们大于七、小于七十，所以无所畏惧，也就不会与亡灵相遇、沟通，尤其是在人声鼎沸灯红酒绿的上海。或许，只有那些怀有童心者，在浓雾或黑夜里才会遭遇奇迹……
窗外，雾彻底散去。周围建筑物、花园里的树木恢复原貌，但失去神韵。或许，阳光灿烂的白昼，使我们迷失于内心以外的物质生活，世界的真相在浓雾或黑夜里才会有所披露——浓雾，以及黑夜，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研究院”吧?笔，是这种研究院的试管，雾一般、夜色一般的墨汁是显影液。稿纸就是试纸?
——我写下的这些凌乱文字，能够使我有资格成为由浓雾和黑夜构成的“研究院”内的一个初级实验员吧?
／研究院旁边是一条小街“南阳路”，路名源于我的故乡南阳——这条小街大约就成为我移居上海之后的护身符了吧?长短五百米左右的一条小街，咖啡馆、幼儿园、教堂、书店、水果店、酒吧、时装店一一呈现。午休，我常常独自在这条小街上闲逛，仿佛一次虚拟中的还乡。但巴尔扎克说：“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请允许我模仿巴尔扎克：南阳就是南阳，上海就是上海。我接受自己的南阳背景所造成的“他者”身份、“间离”效果，我接受这样一种与周遭世界若即若离的命运。
南阳路东端是美琪大戏院，三四十年代的周璇、王人美们唱歌的地方，也常常是黑白故事片中地下党人的接头处。如今主要上演话剧舞剧。南阳路西端，一座四层独立别墅式酒吧“艳阳天”，历史保护建筑，三十年代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当代建筑大师贝聿明之姑父)的私宅。墙壁微绿，故俗名“绿房子”。在当年上海滩巨富大亨们的豪华宅邸排行榜上，绿房子名列榜首：小电梯首次出现在一个上海家庭，客厅地面铺设了弹簧板以增强跳舞时的足部快感，洗手间的设计和配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五星级酒店里才普遍再现……醒目的奢华带来灾难。六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吴同文和妻子在绿房子的阳台上自杀。楼下，红卫兵在狂欢。
醒目的才华同样也能带来灾难。与南阳路相衔接的愚园路，有法国梧桐荫蔽着的傅雷旧居。小街上的一个沉浸于用镊子来修复时间残肢的老钟表匠对我回忆，傅雷帮他翻译过进口钟表说明书。“傅先生，好人呀……”老钟表匠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着泪滴。在傅雷旧居，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抄家的前夜，傅雷用秀雅端庄的行楷写下遗书，嘱托将剩余的不多一笔稿费赠送给跟随他多年的老保姆，然后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脚下的凳子被蹬倒在傅雷铺了一层厚棉被的地板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使楼下的老保姆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醒目的才华还能带来什么?似是而非的爱情和抑郁?——似是而非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南阳路向前延伸二百米靠近常德路的地方，是张爱玲离开大陆以前最后的居住地——常德公寓——一个美女、享乐主义信徒、避世者、语言炼金士的“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最终，她矮到异国的尘土里去了，还能再开出一朵世俗而诗意的花来吗?公寓而今如废弃的旧码头老航标，依稀指示出一个民国女子海上沉浮的时区和流言。霉味荡漾。墙壁早年的粉色，已颓败成女人们遗弃在镜前的过期粉饼。我乘轧轧作响的老式奥斯汀电梯到达六楼。女电梯工慵倦、漠然，不知道是不是胡兰成乘电梯拜访张爱玲时遇到的老电梯工的后代?敲门，无人应答。胡兰成弯腰隔门缝塞进一张纸条。我弯腰把鞋带系紧。下楼。门厅墙上悬一排旧信箱，左下角某个隐约写有“张”字的信箱里突然窜飞出一只麻雀!如同一封字迹雀跃心迹零乱的书信——很如我在深夜穿长衫戴金丝边眼镜来访。也许更能感受到一个伪政府文人晦暗的心境?一个背叛祖国和母语的暧昧者，在女人痴情灼烫的身体上，又怎能找到他誓死固守的乡土和边疆?
周璇、王人美、吴同文、傅雷、张爱玲、胡兰成、红卫兵……他们当年的生活路线与我所在的研究院，只有一百米到五百米左右的距离，只有六十年或四十年的距离。当年，他们步行、骑自行车、坐黄包车或轿车、卡车，从我院门前的大街掠过，去约会、购物、看戏、密谋、抄家、武斗……他们对药物研究院内密集高大的香樟树林和英式建筑匆匆一瞥，或许，隐约觉得体内的疼痛或暗疾，有可能与这个机构研制出的安神剂、抗生素等等药物发生关联?但疼痛彻骨，暗疾无边，一粒药片苍白无力——即使将静安寺上空的一轮满月融化在水杯中，也无法消除他们的迷乱或抑郁。一个年代的迷乱。一座城市的抑郁。
周围同事，大都不知附近存在一条与我有关的小街。也不知小街上的这些遗韵旧闻与我的内心生活有关。我，以及这些通过显微镜、切片、基因来与疾病对视对峙的同事，在一家药物研究院里生活，如同生活于一枚被研究着的巨大药片——我，我们的老Y、老M、C、H。本身也是一种明朗或隐晦的疾病。渴望被试管、烧杯乃至最彻底最有力的时间，说服?
8 研究院一角的草坪终年暗绿，贴地建立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往往易被忽略，尤其在青草长高没有修剪的时候。
猴子，狗，兔，猫，老鼠……这些啮齿类动物，由于与牙齿活泼的人类有太多相像而被研究者注入疾病基因，然后尝试接受某种研发中的新药，再观察这一药物对其身体的伤害是否可控。这就是“药物安全性评价”。在人类放心地使用各种药品、化妆品、食品以前，必须以实验动物的痛苦不安为代价，尤其是与人类同源性最近的猴子、黑猩猩，在实验动物中价格最为昂贵。为使它们能够逼真地摹仿人类的生理心理以获取最有价值的数据，实验中的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