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作者：汗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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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也许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所以，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浩瀚灯火如同渔火，含盐燃烧。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研究院，地处上海市静安区(一艘船的中心部位?)。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闹市。
2 我的职位是院长秘书。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两层小楼。
英国人雷士德，一八六○年出生于英国的南安普顿，建筑学学士，三个哥哥都因一种神秘疾病而死去。医生指点雷士德：“离开家乡，离开英国。越远越好……”一八八七年，雷士德乘货轮来到上海。这位摆脱了死亡阴影的英国学者终老斯地，埋葬于静安公园。由他出资兴建的雷士德医学院——我现在供职的这家研究院的前身——就以我目前所在的这座别墅式两层小楼为核心。小楼，红砖砌成，窗呈拱型，墙覆青藤。内部楼梯及地板全为木质，行走其上，有细微颤动——一种历史感由脚部自下而上悄然涌现。在上海，这座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的城市，异国风格的小楼众多，皆被视为保护性建筑，不能拆除或改变原貌。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视台的多部电影电视曾在我们这座小楼内取景，使我常常产生错觉：“我也生活在一部无头无尾的影视剧中?何时出现高潮?”戏剧学院的一位教授精辟阐述：“所谓高潮，就是往事历历在目。”也许，这座小楼之所以处于被保护的状态，就在于有历历往事萦回其间?它应当拥有高潮——墙壁上密集攀缘的风中青藤，如水面涟漪荡漾。
市政府文物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年一次进入小楼察看、记录、警告或赞许。雷士德的后人若干年前漂洋过海，重返这座童年的天堂。抚摸客厅中的壁炉、阳台上的木栏杆，眼含泪水，喃喃低语：“还是老样子，没变，没变……”二楼当年客厅，如今成为我所在的办公室。雷士德的卧室，现在是院长们的工作间。曾经制作西餐的侧房，目前成为文印室。一楼仆人居住过的房间，成为几个职能部门的办公地。小楼后侧英国人的药物试验房改造成职工餐厅。楼前私人花园作为保护建筑的一部分，维持早年格局：花木，绿地，伦敦风格的灯柱，供小鸟饮水的烛台形状锈迹斑驳的铁器……物是，人非。由黄发蓝眼的英语，转换为黑发黑眼的汉语；由英国学者的私人空间，转换为一家药物研究机构首脑层的办公楼——小楼被置换了内脏和灵魂。反复置换内脏和灵魂。同事透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夜晚，一个生物学家因不堪凌辱，在这座小楼的一楼自尽。他在给儿子的遗书上写着：“回老家，回到乡下。种地。儿子。种地去吧……”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往往木然。像一个忘记了台词和情节的拙劣演员。办公桌旁已经消失了木柴和火焰的壁炉内，摆有一大盆花——花朵似乎模仿着火焰的形状和热量。壁炉上面的酒柜内。消失了早年的英国咖啡、酒具，放满新世纪的书籍、文件。临窗，应该是雷士德先生与夫人当年听唱片、读书的位置，如今放着同事奚先生的办公桌。每次打电话，他都这样自我介绍：“我姓奚，奚秀兰的奚，唱《阿里山的姑娘》的那个台湾人的奚……”我笑了。每个出生于六十年代、苏醒于八十年代的男人，都曾暗暗喜爱过这个台湾女人。一支流行歌曲，一个异性歌星，往往成为我们回忆往事的索引和路标。我和奚是同代人，但电话线另一端的对话者却常常不知道奚秀兰、阿里山，大概比我们年轻或更苍老，大概热爱着的是九十年代的王菲、杰克逊，或者是五十年代的《小路》、《深深的海洋》。于是，奚最近开始这样自我介绍：“我姓奚，山间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山间小溪被一条鱼或一阵风去掉三点水，似乎还应当是一条小溪嘛。奚爱抽烟，头颅在烟雾腾腾中沉浮，如溪水中的石头。即使他短暂离去，那支烟仍侧放在烟灰缸旁继续袅袅，仿佛有一个隐形人，坐在那里，抽!——当年，雷士德先生大概也爱抽烟吧?用中国雕花烟斗，在窗前薄暮里凝望上海灯火，懵懂倾听周璇的歌曲，同时用老式电话机与远在英国南安普顿的亲友谈谈天气……
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英语、韩语、日语、汉语尤其是沪语……我所在的办公室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研究院的核心，繁忙，芜杂。若干年后，当我、奚以及其他同事离开这座小楼，新一代的面孔、背影、姓氏、主题词、引文、脚注，又将充盈其间——青藤缠绕、红砖结构的小楼躯体之内，是否依然飘渺着一缕与英国学者雷士德、自尽的学者、奚、我等人有关的思绪和梦呓?小楼是否会因重重叠叠的记忆沉积而疲倦，在人去楼空的静夜时分，悄悄于花园周围散步，天亮，又不动声色地返回原处?它，体验过多少次的高潮和低谷?
自从同事告诉了我那个六十年代的生物学家之死的故事和遗言以后，每天下班，走出小楼。我都感觉，一楼那间已转变为档案室的人去灯熄的房间里，依然有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脊背，盯着……
3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函，通知，条例，论证书，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数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办公室、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等地方穿行、观察、请示、聆听，把领导意图体现于自身行动，按照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自故乡河南一所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笔试面试。通过。人事处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了理发店。镜子中的头发越来越短，一张进入中年的脸，陌生而茫然。上海生活，从头开始。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但错觉的积累和强大，有可能转换为现实——一个头发短暂的家伙每天早晨对着卫生间镜子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三分钟，然后用五分钟时间拿起面包、牛奶、公文包冲到公共汽车站，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汽车内继续困倦和盘算，再用十五分钟时间在北京西路上快步奔走，必须在领导们上班之前到达办公室……显然，一个头发漫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速度可以很慢。倘若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势必头发张扬如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穿西装扎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以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了一套西服，挂在办公室衣柜内，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宽谅一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院长同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