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1期
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作者：张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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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头
促使我动手写作这篇文章的，是余世存先生发表在《书屋》杂志二○○○年第一期上的关于舒芜的议论。本来关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舒芜先生的是非功过，也是我近年来一直关心的话题，但这次却没有能够及时捕捉相关信息，而是看了《书屋》第五期朱珩青先生的质疑才引起注意，回头去看的。如果肯用心去寻找的话，余先生的文章或者也总有它在某些方面的正面价值的吧，不过就舒芜论舒芜，我看读者在这方面的期待八成要落空。朱珩青先生针对余先生的主要论点提出的十处质疑，我认为基本都说到了点子上。余先生文章在立论上不可思议的地方确乎不少，比如说其中提到的“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1〕读后就令人感觉相当奇怪。余先生在这里表达出的识见，我觉得可是比胡风当年高明得多了。为什么呢？第一，胡风当年就没有预见到舒芜要同自己告别（这当然首先是指思想上的告别）的“不可避免”性，相反，当他觉察到舒芜思想的异动时，从未怀疑过自己可以对他施以有效的引导，使他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这一点，是舒芜先生自己在其《〈回归“五四”〉后序》（以下简称《后序》）〔2〕中以翔实的材料证明过的。第二，胡风当年尽管对舒芜的文章多所保留，但似乎从未在“青春写作”的层次上对待其作品，相反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出自一种成熟的思想个性之中，需要以负责的态度对待，同时作者也可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阅读舒芜先生公布的那些胡风书信，注意到其中时有透露的胡风对其作品反复阅读的细节，也就不难体会了。因此读到余先生这样的议论，我是真有点替胡风、同时也替中国惋惜，惋惜胡风没有晚生若干年得与余世存先生同世，沾溉余先生超人的洞察力，那样的话，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大冤狱”岂不是可望避免？
文章立论的不可思议体现的是作者在所谈论的问题上的无知。无知本身当然并不出奇，出奇的是还要强不知以为知，扯出一大片强横的逻辑，硬扮一回无畏的战士。那都是些什么逻辑呢？试举一例：余先生似乎要为年轻时代的舒芜争一个“背叛的权利”，然后以此向“要求舒芜悔改”的“卫道者们”封上一个嘴巴：“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这是什么话呢？倘若依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可以向余先生回问，您这样替舒芜先生抱不平，又究竟是为着什么？将舒芜先生供到某个坛上，让所有人需仰视才见？舒芜先生是不是“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计较，但您难道不觉得您所谓的“青春写作”与所谓“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是自相矛盾的吗？文学创作上的“青春写作”可以是光华灿烂无以替代的，比如“三四十年代”的曹禺、萧红、路翎、张爱玲，“文化、思想、哲学”方面的“青春写作”如果不是意味着幼稚、粗糙、不成熟的话还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倒真想听听余先生的解释。余先生以这种不及格的方式来为舒芜先生“抱不平”，不知道舒芜先生自己看到后做何感想，想来至少他不会视为一种光荣的吧。
要想出门做勇士，替人抱不平，事先不说将事情的原委弄得十分清楚，起码也要对你的“苦主”的立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成，否则岂非真要“越帮越忙”？余先生以深知内情的口吻信誓旦旦地说：“人们要求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还知道，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管你余世存显得多么深知内情，我们都不能看你这个不相干的旁人怎么说，而只能看当事人舒芜先生自己怎么说。舒芜“不能接受”“胡风对了”吗？舒芜说：“胡风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复鲁煤信中指出我……这就是说，我原来是从抽象思想的路径，把‘人’、人道主义、人格力量等等抽象化观念化而求其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现在更向着抽象化观念化的一面浮去，而把要求发扬五四传统的积极性丢掉了。这是极深刻的。”〔3〕舒芜“不能接受”“舒芜错了”吗？舒芜说：“我自以为还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几个朋友进行思想改造。例如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云：‘早饭前，写给绿原长信一封……’这是把唯物论变成了‘唯政策论’，把土改运动中某些具体政策界限，等同于哲学上唯物论唯心论的界限，甚至是把前者当作裁决后者的标准，这是前面说过的自以为学斯大林理论的最大心得。至于拿土改政策中关于‘根子’的标准，来论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论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发掘，走得更远了。那样的所谓‘立场’，所谓‘组织观念’，是扭曲的，实用主义的，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4〕舒芜认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吗？舒芜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本书的编辑出版，也是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5〕这些舒芜先生自己的反省和表白，都在余世存先生据以发舒其不平豪气的舒芜先生“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回归五四》之长篇《后序》中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不知余先生何以会视而不见？
余世存先生言论中的“硬伤”当然并非仅此一端。其中有一些，比如说“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那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他说成是“主要是要”“在文艺理论上”有所作为，任何稍有中国现代史常识的读者都一望而知他错得有多么离谱。还有一些，比如说“胡风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他的热情和努力使他与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认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由，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这种夹七搭八的议论读了是要叫人头痛的。别的先不管，余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历史问题，可是他对于历史显得实在太无知。什么叫“国统区”、周扬是不是“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胡风在国统区战斗时和周扬有没有关系、胡风什么时候在哪里与什么人向谁“争”过“宠”，这些都不是什么深奥难解的问题，我想，稍微像样一点的国内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都应该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是我们的余世存先生却在这里搅成一团。而且，在上引关于“胡风们存在的理由”和“争宠”的议论中，余先生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也显得极不严肃，而类似态度的议论在他的文章中又远非一例。
在近年社会上关于舒芜和胡风的议论中，余世存先生的言论并不是惟一古怪的例子。面对此类貌似深奥而错误百出的所谓“学问”，有时真叫人无法可想。本来我一直认为，关于这些过去不久的事情，要想弄清是非曲直并不难，只要有原始文献的充分公开就好了，材料出来之后的说短论长，见仁见智，中国这么大，耳聪目明的人那么多，即使一时之间舆论偏颇，也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远不是这么回事。有些人，材料放在手边他也可以不看，或者稍微翻翻就敢于信口雌黄的。有些事情被人东拉西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质变，成为一个与真相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关于胡风与舒芜关系上的所谓“两面性”问题，最初是舒芜先生谈到自己反省历史过程时，认识到事情既有“这一面”也有“另一面”。本来这只是舒芜先生对复杂的历史情境的个人理解，准确与否很成问题，可尽管如此，舒芜先生的这些言论还是很快被人接受，并加以简单的道德化约，变成了指向明确的人格鉴定——胡风曾经作出过“台前幕后不相一致的近于双面人的表演”〔6〕。对此舒芜先生有过一个声明，说这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他则只明说“事情有两面，并不暗示什么人是‘两面派’”〔7〕。但最终，这一关于胡风的“两面”论还是更深地沉积下来，到余世存先生这里，就不容置疑地变成了“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甚至还出现了所谓“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的“新课题”。
胡风事件发生迄今，虽然还不足半个世纪，许多背景材料和基本事实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模糊和搅混掉了，新的判断和思考以此为据建立和生长起来，难免谬以毫厘，失之千里。记得过去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说法，说是“学者”们“书面性的工作”“大抵纠缠在事实的真伪上面”，往往显得琐碎，缺乏“思想”。我自己一向本来也很以类似的议论为然的，觉得求学之道，重在首先获得一味“思想”，据以为独门暗器，这样才可望在日后混迹江湖时留一道打遍天下的“无敌手”。现在读多了余世存先生一类的文章，想法这才有些改变。我现在深深以为，在事关“思想”的基本前提的地方，还是先将有关基础性事实弄清楚来得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