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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作者:朱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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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能干的女将”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斯大林,开始揭露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第一次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问题。
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并在这次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两千知识分子发表讲话,讲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争辩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人们渐渐感觉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一点较前宽松的意思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汇报》有了复刊的机运。复刊的经过,浦熙修在自传里说:“我和徐铸成住在城内,每日到《教师报》上班。我们觉得《教师报》是三日刊,又是专业报纸,用不了这么多人,有人民教育社的人就足够了。后来严宝礼进城也谈起这件事。我们就想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中宣部。中宣部接见我们三人的是张际春。我们说了上面的意见后,就问《文汇报》是否可以考虑复刊,不料张际春竟答可以考虑。过了一些日子,我又打电话问张际春考虑的结果。张说:你们拿个《文汇报》复刊的编辑方针来吧!我告诉了徐铸成,徐用一个午饭的时间就拟就了。我和徐铸成当天下午就去见了张际春,张完全同意,于是《文汇报》就积极筹备复刊了。徐铸成向人民日报借用钦本立代替张树人回上海筹备复刊。徐铸成对于北京办事处人员的安排说,可找秦柳方、王易今等老人,因为我解放前不是文汇报的,所以不认识,就没有去找。但梅朵、杨重野等老人要求进文汇报,我请示钦本立后都同意了。文汇报十月一日复刊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说一炮打响了。就是说销路很好,超过十万份。”
《文汇报》复刊这事的经过,徐铸成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他说到了邓拓所起的作用。邓拓对于报纸工作有着更开阔更通达的眼光。他曾经对徐铸成说:“我觉得《文汇报》停刊很可惜。它有别的报纸所无法代替的特点。”他对《文汇报》复刊之事,更是全力赞助。他应徐铸成的要求,把钦本立还给《文汇报》。徐在草拟《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的时候,他也贡献了不少很好的意见。
《文汇报》复刊以后,浦熙修被安排为六个副总编辑之一,具体主持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复刊后的《文汇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办报,面目一新,深受读者欢迎。
在一九五六年,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在二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浦熙修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多人。徐铸成也应邀从上海前来赴会。三月十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了赞赏。徐铸成回忆说:“我和永直同志同车赶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公馆。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在客厅门口迎接来客。我上前时,他即以温暖的手和我紧紧握着,并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在座谈中,毛对前些日子《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的讨论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好处。”
徐铸成回忆说:“接见约有一小时许,最后,毛主席还和参加者一一握别。离开中南海后,我就叫汽车直驶灯市口北京办事处,向全体记者细细地把这次会见的详情复述一遍,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和幸福。大家公推姚芳藻一字不遗地记录下来。经我审看一遍,当晚即航寄上海本报。不仅《文汇报》中引起轰动,社外人士如周谷城先生也亲来观看。”
在接连举行的这两次大会的推动之下,全国各地各界陆续展开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和揭露。百花齐放,舞台上一些传统剧目开禁了;百家争鸣,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论点。各个报纸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这一些,《文汇报》大约可以算是做得最自觉最努力的一家,徐铸成要在贯彻毛的新方针中间尽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以报答毛的赏识和知遇。
这时,徐铸成所受到的重视甚至超过他自己的预料,他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团长。原先他听说是副团长,后来知道竟是团长。他并且获悉,已经预定浦熙修参加九月出发的新闻界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姚芳藻则作为记者,下半年赴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三项国际活动都有《文汇报》的人参加,足见上面对《文汇报》的看重了。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是三月十二日结束的,只过了半个月,二十七日,徐铸成就率代表团启程赴苏联了,直到五月九日才回国。回国后他即忙于写访苏见闻,没有立刻把报社的工作抓起来。
四月十五日,浦熙修也作为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团的一员启程赴黑龙江视察,直到五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
在他们两位都离开了工作岗位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于五月一日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正在开展的“鸣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报纸版面是更加热闹了。另一件更大的事情是当时他们所不会知道的,就是在五月中旬,毛泽东下了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心。党内已经按照他写的秘密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和几个相关的指示,在从容布置之中。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后来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一份外调材料中,浦熙修回忆了这前后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我自东北回京后,因为整理参观访问材料费去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办事处记者的冲击力量很大,我也无心去整理材料了。五月二十七日起,我又负责办事处的工作,接着也就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如发出刘光华写的‘北大民主墙’,同意发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等稿件。”“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我又给陆定一打电话,问是不是收了。九日,我的头脑比较清醒些了。上海《文汇报》党组钦本立打长途电话来,要我即赴沪。我十日乘飞机去上海,六月二十日回京。”
就在浦熙修在上海短暂停留中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向《文汇报》发射了第一发重炮炮弹。这天报纸上刊出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署名“本报编辑部”,其实是毛泽东的手笔。他以转载姚文元的一篇短文为由头,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期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
《文汇报》当然感觉得到这批评的分量,报社开了全体职工大会表示接受这个批评。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说,中宣部是爱护《文汇报》的,对这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倾向,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有错就改,不要情绪波动,要经得起考验,并说自己也受到很大教育。
回到北京,浦熙修即写了一篇《划清界限,参加战斗》,表示要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文章里,她还以一种坦然的心情辩解说,“《文汇报》完全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得到党无限的关怀与帮助,去年十月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也完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下,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制订的”,“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是不符事实的”。她把这篇稿子送给彭德怀看过,才寄到《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表态是虚,辩解是实,当然是不能蒙混过关。
几天之后,来了更重的一击。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的意义远不止批判一张报纸,它是正式声讨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的檄文。毛在这篇社论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具体到报纸,社论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为了把罪责落实到具体的人,社论中写了这样惊人的一段:“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在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对徐铸成,还有一点笔下留情,只是以“文汇报编辑部”一语代之,虽然人们一看就明白说的是谁,总算是还没有挑明。对浦熙修就完全不留情面了。毛在执笔写这篇社论的时候,当然是完全了解浦熙修同罗隆基的私交,所以如此行文。可是广大读者并不了解他们的这一层关系,于是《人民日报》就刊出华君武的漫画《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此加以诠释。
浦熙修从此就担当了给这篇社论作注释的重任,她必须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交代她对罗隆基的了解,交代罗隆基怎样通过她来控制和指挥《文汇报》的。在多次批斗她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就围绕这些题目追问她。
罗隆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于六月三日离开北京,赴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二十二日一回到北京,即面临了这样一个局面。六月二十五日,他出席了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接受批斗。会上,他的老友费孝通、潘大逵、彭迪先、叶笃义等人都奉命作了批判发言。浦熙修也被通知到会。她在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浦熙修在会上为罗隆基辩解,她谈到罗隆基从国外回来后没有和她谈过什么问题。浦熙修硬说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但她又承认,只有一次在罗隆基家里请过各民主党派人士吃饭,谈《文汇报》怎么工作,普遍征求意见。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浦熙修为罗隆基作了这样的辩解:她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六月三十日民盟中央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
徐铸成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据《人民日报》报道,“他开始承认罗隆基通过浦熙修和他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徐铸成说,解放以后,浦熙修参加了《文汇报》,罗隆基一再对我表示,浦熙修所以肯在《文汇报》工作,是因为他的关系,好像他从此以后,对《文汇报》就应该有特权。几年来罗隆基除掉和我见面时影响我、利用我以外,主要就是通过浦熙修表示他对《文汇报》的意见。”接着,徐铸成说了北京办事处的几件业务活动,都指为罗隆基控制《文汇报》的事实。《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徐铸成在揭发了罗隆基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一系列的事实后,要求浦熙修检查揭发罗隆基如何通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利用《文汇报》的事实,要求浦熙修赶快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揭露罗隆基的政治阴谋。浦熙修继徐铸成之后发言。她虽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说是要‘由右向左转’,也谈了一些关于罗隆基在解放前同美国领事馆的关系,在解放后同张东荪的关系,但是,对徐铸成发言中提到的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活动却竭力加以掩盖。她承认以前说‘《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话是错了,但是她只说《文汇报》复刊时,章、罗十分赞成,她说,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受了他们的熏染’。浦熙修没有揭露罗隆基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的真相。”从《人民日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感觉到浦熙修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七月三日晚上民盟中央举行第三次整风座谈会,这已经是毛泽东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社论发表之后了。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四个问题进行交代,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戴帽子。’”这篇报道还说了:“浦熙修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人民日报》在七月一日发表社论批评《文汇报》,《文汇报》即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在二日和三日两天的报纸上连续发表长达一万多字的《我们的初步检查》,表示完全接受《人民日报》的批评,把他们复刊以来的部全工作都检查成错误。例如关于电影工作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是受到毛泽东的赞许的,现在也承认是“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是错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也表示接受毛提出来的“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说法。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是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这篇《初步检查》还说:“许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专拣‘尖锐意见’,少写甚至不写正面意见;以北京办事处而论,五月份发过五十八条专电,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即五十六条)是反面意见或突出了反面意见。”这当然都是浦熙修的责任。
新闻工作座谈会也在批判浦熙修。《人民日报》报道说:“在七月四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在这天的会上发言批判她的,有《人民日报》西方部主任高集,这位在下关惨案中一同遭到特务毒打的难友,有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梅朵,而《新民报》的老同事陈铭德、邓季惺也在同张恨水、赵超构、张友鸾的联合发言中要求她和徐铸成好好交代。这些发言批判者中,除了高集、张恨水和赵超构三人之外,其余几位后来也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事实上他们也都是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来作此表态发言的吧。
第二天的会,《人民日报》报道说:“七月五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按照昨天散会时决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但浦熙修用了许多空洞话来搪塞大家对她提出的问题。”会上,北京办事处记者谢蔚明发言揭露说:“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是答应了的。”《大公报》的王芸生也发言,他责问: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关系,他是怎样被吸收到北京办事处当记者的?《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浦熙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支支吾吾地作了答复,有的避而不答。下午六时半,主席宣布休会。下星期一要浦熙修继续交代。”
“在七月十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人民日报》报道说:“浦熙修说: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浦熙修说: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浦熙修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四月二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十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在七月十九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又责成浦熙修继续交代罗隆基的问题。她实在没有什么新内容可说了,只好重复以前座谈会上说过的事,不过把帽子戴得更大些,例如说什么“无条件地接受章、罗联盟所把持的民盟中央的一切指示和歪曲传达,作为办事处的指导思想”之类。新的事实,她想出了这样一些:“罗隆基的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罗常说:共产党员一样是人,凡人就有名利欲望,党内的问题也多得很。罗把高饶事件、胡风问题都看做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罗又说,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匈牙利事件后,罗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做法。罗说: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看来,她是把能想得起来的听罗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拿出来交代了。
新闻界斗完了,到了八月,又将浦熙修转到民盟,参加民盟对罗隆基的斗争。在八月十日、十九日、三十一日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浦熙修都奉命作了发言。主要都是讲一件事,就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时候,罗都是支持李宗仁的。浦熙修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讲的是李宗仁有可能向蒋介石“逼宫”的事。可是她在发言中却作了一点曲解,说是“罗隆基想做王莽”,说是“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即使从当时《人民日报》上刊出的这些材料中,人们看到她万般无奈地作的这些检查和交代,也可以想象到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了。这段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可以看看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朱嘉树的回忆:“新闻界反右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火力越来越猛,目的显然要把‘章罗同盟——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条黑线坐实。罪责如此沉重,浦二姐万念俱灰,流露出寻求解脱的念头。主持北办反右运动的高集、唐海,都是浦二姐的老朋友,怕她出事,特地把她的女儿叫来陪她,防止发生意外。就在这种情况下,浦二姐还帮我检查。当时我是民盟北京市委直属北办小组负责人,我定自己的罪行是恶性发展盟员,把北办记者尽量拉进民盟。她帮我上纲上线,说那是‘以盟代党’,这样才能与章、罗的‘政治阴谋’联得上,真是天真的浦二姐,善良的浦二姐。”
这件事,她女儿冬林的回忆说得更详细些。这时,冬林是北京航空学院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她说:
“一天,同学们拿着《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报上报道了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及娘挨斗的照片,我真是大吃一惊。她解放前后被党称赞的事迹还历历在目,怎么忽然变成大右派?但深受党浸透骨髓教育的我,认为党说的还会有错?肯定是娘在哪方面有了错。不久,我得到上级组织(全国记协通过北航党委)的通知:为了斗争娘又防止意外,要我回家。我回到家,娘已卧病在床,过去得的胃病与失眠症加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且要被迫写交代材料,应付每天几场的批判斗争会。娘想,自己一生热爱着党,追随着党,却被党视为敌人,她困惑不解。她求证不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政治公式的解答,她的身心被苦苦地折磨着,精神几乎完全崩溃,活不下去了。但她终于没有选择那条路,为的是想弄个明白,她坚强地挺着。当时有人民日报记者高集来做她的思想工作,促使她交代问题,后来由文汇报唐海及人民日报的常工主持办事处的反右斗争并做她的思想工作。家里有我大姨浦洁修遵照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好心的嘱托来帮助她,三姨浦安修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也抽空前来开导她。我在家一个多月,对她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是默默地帮助她整理材料,与大家一样,焦急地希望她赶快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且略略注意她的安眠药别吃多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她不得不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大家急忙运用毛泽东确定的政治公式帮助她查找‘问题’;又将这样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大家绝对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已形成‘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形势下,相信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她希望自己回到人民的怀抱,也希望罗隆基能认识党给他指出的问题去交代,早日得到人民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娘写下的一次次交代材料,一次比一次升级,才能应付不断升级的批判斗争大会需要,结果更深入地掉入那个公式所定下的‘大右派’万丈深渊。”
罗隆基可是并不承认这个公式,不承认他通过浦熙修控制了《文汇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检讨的中间说:“《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引者注:这里的‘人’,他是说毛泽东)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
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可说是全军覆没。十名记者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七人,他们是: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朱嘉树。其余三个作为内控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一九五八年春天,浦熙修被撤销了新闻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与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她二十年新闻记者的生涯,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