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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作者：朱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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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岁哪知世事艰
一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父亲浦友梧是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母亲黄庵岫是文盲，操持家务之外，几乎每晚都要做针线活到深夜，挣几个钱。可以想见家境是颇为拮据的。
这时，已经临近清王朝的末日。她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接着，中华民国成立。大约就在民国元年（1912年），她父亲到北京交通部任职，当会计科员。
一九一七年，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洁修到北京去，同父亲一块过。在北京，她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负担一个六口之家是不容易的。为了想赚点钱，她父亲一度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不久以失败收场，他不得不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填补亏空。
迁居北京以后不久，浦熙修就考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比她大一岁的陈成了好朋友，这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了。那时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都从女孩长成为少女，有不少知心话要悄悄交谈了。
浦熙修念完高中一年级，就因为经济困难辍学了。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她想去学美术。父亲也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约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她当年画了送人的一个扇面现在还在，可以看出她在这一方面的天分是高的。
学画的第二年，正好她姐姐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京，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月薪五十元，第二年增加到五十五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十七岁。五十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一九二九年夏天，原来同班的陈她们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浦熙修非常羡慕，也就拿了京华美术学校的文凭去试着报考女师大。原来学的是理科，中间停了两年，怕不容易考了，就报考了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陈考取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两个朋友不在一地了，通信还是不断的。
进了大学，是高兴的事。可是正当这时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单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却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
在大学里，阅读的视野开阔些了。在《国闻周报》上，不时看到一些共产党在江西活动的报道，使她产生了说不出来的兴奋和向往。她对这社会不满，希望有所改变。
因为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一九三二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陈后来回忆说：“熙修在结婚后不久，来信把她的恋爱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我感到了她那时的幸福，也感到她对我的信任，把我当作一个可以为她的幸福而感到高兴的挚友。”
浦熙修从小学到大学，上的都是女校，没有跟男孩子同过学。而少男少女对于第一个有机会同自己亲近的异性总是容易产生好感的。而在不太长的时间的交往中，也不容易发现性格志趣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或者更应该说，在恋爱中是根本不会往这个方面去想的。必须待到既婚之后，彼此了解更多，阅人更多也有所比较，就有可能感到对方并不理想了。这是后话，但在这时，浦熙修是沉浸在一种幸福感之中了。一九三三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弟弟妹妹就住在熙修家里。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一九三○年由陈铭枢出资四十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陈铭枢说：“王到‘神州’后，即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担负起主编职务，并‘招兵买马’，聚集了他在北平、上海、日本结识的许多朋友，来‘神州’担任具体工作，并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大约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正如陈铭枢说的，这神州国光社“在接办时虽然由我个人投资，但它始终是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一部分的”。当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十一月三十日，设在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遭到暴徒捣毁，外地分社都被查封，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此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因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可不愿意到南京去。她不能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而想要在南京找个职业，却又毫无门径。于是她就留在北平。一九三五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妹妹弟弟，由她负担着这一家子的生活。
在这几年里，北平也并不是块安静的地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一九三三年又占领热河。而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更划出一大片土地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一九三五年七月，何应钦在答复日方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中，全部承诺日方要求，取消在河北的中国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中国驻军，撤换日方所不满的中国军政官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数千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罢课游行，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遭到了马队和水龙的冲击。浦熙修的同情在学生一方。在女附中上高中的浦安修积极参加了运动。
又要教书又要兼管两个孩子，是太累了。她体力日渐不支。一九三六年，袁子英就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同到了南京，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去了。
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一个劲地找工作。她托过许多人，走过许多门路，都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她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她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她知道自己考得不坏，满以为准能考上，结果却没有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她先做发行工作，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好容易才找到的工作，还是得好好干，有空的时候就给副刊投投稿。
这样干了几个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事，决定要报道。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陈铭德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决定派浦熙修去“救场”。她不辱使命，“救场”成功。她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五月二日的报纸上。多年之后，陈铭德和邓季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颖脱而出了。
二 能干的记者（上）——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来越近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报》在南京出了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运到重庆去。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才在重庆恢复出报。
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而且，她还想去做更直接的抗日工作，想上前线去。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倒是妹妹安修和弟弟通修，却先后奔赴延安了。
在这兵荒马乱之中，熙修一家在杭州住了些日子，又到武汉住了些日子。一九三八年夏天她带了两个孩子到了重庆。几个月之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这样他们就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
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就是战争，就是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直到社会生活，也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所作的采访报道也都是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她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刚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讲各国援助中国的情况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郭沫若分析了敌情，说日本财阀反战，军阀骑虎难下，必将发生政治大地震。她还报道了慰劳伤兵的活动，报道了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从她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场艰苦而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打的。有一些，可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从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报纸上的防空哨慰劳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原有的哨堡布置成瞭望台，一队九人驻守着，哨长，班长，六个哨兵，一个伙夫。也许有人以为防空哨将使用着一套复杂的测量器，但这里除了一架电话，哨长有个望远镜外，他们全体都凭着肉眼看，耳朵听，训练得机灵非凡。中国人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他的聪慧克服了一切。‘定向仪’原是监视哨少不了的东西，这里土制的代用品是就地为图，用碎石子铺成号码，好像大大的日规，一目了然，就用这来‘定向’。从电话里报告出去，毫无错讹。外国人来看过，惊叹中国的伟大，他们在这样简陋的设备下是无从指挥的。”后世读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战胜强敌的。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岂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支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是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浦熙修写了好几篇揭露他的稿件。这里只说一件飞机载洋狗的事。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到了这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知香港，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十二月九日（引者按：当为十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那一天，浦熙修也正在机场，目睹了这一幕。她在《采访十年》一文中回忆说：“当太平洋战事起来，香港紧急疏散，那时我就非常留心着飞机场必然要载来些要人，清早去等在飞机场，果然看见孙夫人、孔夫人都联袂而来，王云五先生也在仰望他将要沦陷的家属。想不到几进几出，人没有到，忽然飞机上下来了几条洋狗。这当然是一条好消息。可是当时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这类消息如何刊发出来，真是大成问题，《大公报》的子冈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特写被扣了。我在当天的晚报上写了一条新闻也被扣了。可是心中觉得这样的新闻如何可以舍弃，于是想尽方式，想在日报上发表，于是采用点滴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写。先写孙、孔夫人来渝的消息，又写王云五先生接眷未接成的情形，接着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分着送去检查，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编辑先生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耸动全国的新闻居然出来了。”刊登在十二月十一日《新民报》日刊上的题目和副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的“点滴”共有八条，前面三条是：
△昨日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正当战争热潮中，社会服务大礼堂户限为穿，后至者立无隙地。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就这样煞费苦心地隐晦曲折地把这事透露出去了。在那种高压之下，浦熙修想要说得更多，更明白，也是没有可能的了。
使这件事终于激起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的，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评。这篇题作《拥护政治修明案》的社评中，作为举例，说：“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此文发表，激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为了平息学潮，《大公报》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据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说飞机载洋狗之事，“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劝诫青年学生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辄尔荒废学业，干扰秩序，甚且无意中为敌奸所利用”。前后两篇社评，出尔反尔。蒋介石侍从室的唐纵这天看了报纸，在日记中说：“《大公报》去年做了一篇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论及飞机载洋狗一事，致昆明学生罢课示威，打倒孔祥熙，事情无法收拾，《大公报》又为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希图平泄学生愤怒。解铃系铃，《大公报》甚感立言之苦。”
激起学潮的是《大公报》的社评。当天《新民报》上的“点滴”，起了和后来《大公报》社评相印证的作用。浦熙修在这一报道中，显示了一个正直的记者嫉恶如仇的风骨，显示了一个能干的记者善于捕捉新闻线索，善于在文禁森严之时巧妙地把信息透露出去的本领。她给《新民报》晚刊写的那篇足以耸动全国的报道没有能够发表出来，是那时的检查制度给她造成的损害。
浦熙修不但自己当记者，跑新闻，她还是采访主任。她是怎样当这主任的，在旁边看着的彭子冈有过一段记述：“浦熙修在《新民报》的职务是采访主任，既是主任，担子就重一点。当年重庆是战时‘陪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她麾下，有各式各样记者，背景颇不简单。且《新民报》的版面只有当时各大报的一半，记者们的稿子不可能都排上。缺了谁的，也不会对主任满意。于是，浦熙修也只好每晚鼓起勇气，为编排稿件乃至权衡人事而‘战斗’一番。不是她好斗，换了谁处在那么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想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大方向，那都是不能不拼足全身力气去搏斗一番的。经过这一番搏斗，熙修从《新民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七星岗回到犹庄，时间多过午夜。为了迅速摆脱方才一番搏斗对心境的纷扰，吃安眠药入睡便成了习惯。”
这里说的犹庄，在观音岩下的学田湾，是史良的住宅。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浦熙修就借住到史良家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正好借住在沈钧儒的住处良庄，这两个院子相距很近，跑几步叫也叫得应。她们几乎每天都是结伴采访新闻，同出同归，朝夕相处，谈得很相投。浦熙修知道，彭子冈是中共地下党员。
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重庆，公开的机构有《新华日报》社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既是浦熙修经常的重要的采访对象，更是她经常的重要的信息和见解的来源。她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就见过邓颖超的了，周恩来她以前没见过，可是也一见如故。妹妹安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同彭德怀结了婚，邓颖超亲切地称浦熙修做“我们的亲戚”，叫她“浦二姐”。浦熙修感觉到，共产党没有把她当做外人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自己好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心想可以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后来，梅益、徐迈进、石西民三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到：“皖南事变时，我们要疏散一些同志秘密离开重庆，浦熙修帮我们介绍掩护关系，乃至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在做这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提出：如能允许裕仁天皇保持皇位，即愿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山城狂欢了。八月十一日的《新民报》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写出了狂欢的气氛：
“日本投降的标语贴满了大小巡行的车辆，美军的吉普被沿街的民众截住致庆，以致一时无法通行。无论大人、小孩都愿意爬上吉普，共享胜利的光荣，共庆敌人的投降。盟军挥帽致谢，霎时把吉普装成门屏，缓缓前进。惟有宪兵仍需执行职务，一批批地拉下了狂欢的群众。”
“几个美国兵拿着酒瓶，醉醺醺和群儿闹着一团，大卡车上国旗高悬，任谁挤上车，仰天高呼，因‘我们要回家了’。洋车装满着炮仗沿街卖，随时放。黑夜中蔚成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