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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遗忘的叶公超
作者：骆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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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１９４６年９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１９７９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一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病逝，时在北大的叶公超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当年１１月１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上。他充分肯定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１２月８日，他又写下一篇更长的《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５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上。他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ａｇｉｔａｔｏｒ），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连素来宽容的胡适（曾批评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帮助《鲁迅全集》的出版），读了这样的评论也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他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曾经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道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启示。
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结果。叶公超从少年时代起就远渡重洋，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接受了古希腊以来深厚的人文思想，如他晚年所回忆的“爱默思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他都显得那么宽容。在知人论世时，他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没有门户之见，能超越派别的局限。早在鲁迅生前，他就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他在鲁迅身后，连写两文，持论公正，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１９３９年８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写过一篇《谈白话散文》，还以鲁迅为例：“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和新文学批评家，叶公超与反对白话文、维护旧文化的林纾（琴南）完全不是同路人，但对不懂外语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作为，他照样有自己的持平之论。他曾对学生艾山等说：“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他对林纾的由衷赞赏也是“人归人，文章归文章”的一个显著例子。
二
《新月》鼎盛时代，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热心论政、批评现实，留下了光耀史册的《人权论集》，而叶公超几乎对政治毫无兴趣，没有发表过和政治有关的一个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机，叶公超也没有写过什么抗日文章，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热血，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当年清华化学系学生华道一在《叶公超教授掩护我免遭逮捕》文中回忆说：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９日清早，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在清华园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他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结果，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住在清华北院，每天早上都从阅览室穿行而过。他特地走过去招呼华道一说：“今天空气这么紧张，你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吗？”华说：“我没有地方去，只得等军警进校再说吧。”叶亲切地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
他的话让学生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虽然成绩很好，经常得“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九十分以上），可平时的作业都是由助教批改的，除了课堂上听叶公超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先生不一定认识自己呢。显然，叶公超不仅认得这位外系的学生，而且认为华可能是军警逮捕的对象。事实上，华确是清华学生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当天下午，在当局交给梅贻琦校长的“黑名单”上就有华在内。名单上共有二三十人，一部分加了两个圈，表示情节严重，一部分加了一个圈，另有一部分没有圈。华属于加了一个圈的。
从梅校长家走出，已是暮色四合，华道一匆忙到食堂吃了饭，然后到了叶家，受到老师的热情接待，安排睡在小客厅的长沙发上。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一家人统一口径。
当夜下着雪，军警闯入清华园，闹了个天翻地覆，抓了几十个学生，而华道一则温暖地睡在叶家的客厅里。第二天早晨，叶公超亲切地招呼华和自己同进早餐，把大量的奶油往华的盘子里盛，并说：“奶油能产生大量热量，对你大有好处，你已经折磨了一个夜晚，看来还得逃亡，够苦的了。”
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华还记得，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事，当时的老师们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天朱自清家里也躲了六个女生。显然，叶公超对当时军警当局愚蠢、野蛮的做法不满，同情那些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学生，所以这位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才会有这样的义举。华道一说：“我想他关怀、掩护一个青年学生，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日久他恐怕只记得掩护过一个学生，也许不再记得这个学生姓甚名谁了。”但学生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
北大学子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１９４０年秋天上海之行，他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三十九天，这一噩梦改变了叶公超后半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踏上弃学从政之路，首先是因为抗日。他在晚年说：“我之所以进入外交界，完全是因为抗战的关系。若没有抗战，我想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虽然这次意外的囚禁经历是他从政的直接动因，但如果没有他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怀，没有对生养他的祖国的爱，他也不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作出这一选择，义无返顾地做“过河卒子”，远离家人，奔走于新加坡、伦敦。包括叶公超、胡适在内的许多受西方教育、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铸成了他们对这个国家诚挚的爱。而这种挚爱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所能想象的。
三
许多熟悉叶公超的人都说他“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初回国时，闻一多甚至戏称他是“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实际上，他的中国文化根基固然不及闻一多，但也有相当造诣）。他的英语演说曾倾倒了许多英、美人，如抗战期间在伦敦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其英语水平就受到邱吉尔的夸奖。一位非洲的外交家说他雄辩滔滔的时候，密不容针。
他出“使”美国时，一次应西雅图的“中国之友会”和“世界问题研讨会”之邀发表演讲。“他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似脱缰之马，但是忽然轻轻一勒，又回到本题，言归正传。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他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泰勒，还有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邱吉尔相媲美。
即便如此，他对自己所倾心的西方文明，对他少小时求学的英国，也不是盲目迷信，一味崇拜。在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一次公开的演讲会上，他攻击英国绅士们保守的劣根性，称其夜郎自大，爱贪小便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犹茫然而不自知。他说起来，态度严肃，声色俱厉，把英人燕卜荪也逗笑了。“他说到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的，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他劝大家对别人风俗、习惯多了解些，了解其根源，省得一味模仿人家，像俗语所说，反穿皮袄，犹装模作样（羊）挺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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