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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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白宫，胡适刚到使馆，便又接到罗斯福的电话，告诉他：“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外交的这一胜利，实出于胡适之功。甚至美国的一名著名的反战派人士查理·毕尔也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罗斯福为了维护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
履任之初，胡适便提出“和比战难”和“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他解释说：“‘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待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现在的世界局势真的起了变化，变成如他所预言：“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他总结贯彻“苦撑待变”的方针时认为，必须奉行“无为主义”，即“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不求立功”。1942年5月17日，他给翁文灏、王世杰去信，对四年内的大使感慨系之：
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
归去来兮
胡适从接任大使以来，便招惹来种种议论、责难和流言，而其中最不能见容于缙绅的则是，胡适在大使任内，竟如旋风般的往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讲、受学位。四年间，他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如此炫目灿烂，盛誉空前，确也是显山露水，令人眼馋。于是，那些好事者便众口一词：胡适“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来美国，下车伊始，便批评胡适：“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后，院长一职空缺，当时，评议会曾推举胡适继任，可是，蒋介石的意中人却是顾孟余。所以，当孔祥熙汇报中研院院长人选时，蒋介石生气了，随口说道：“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话叫他回来吧！”此信息传出后，海内外的新闻便成为：胡适即将回国当院长，颜惠庆将赴美任大使。其实，早在一年前，胡适因病住院时，便传言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蒋介石知道后，唯恐影响胡适的工作，立即让王世杰拍去电报：外闻所传“颜惠庆继任的消息，纯属虚造”。
旧风波刚息，新的风波又起，胡适也很是迷惑。当美国的《中国日报》发表“传颜惠庆将任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或调任中央研究院长”的航讯时，他在这则“航讯”中的“新近积劳成疾”、“患失眠病颇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和“颜为外交耆宿”等处连划问号。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全是蒋介石的气话所惹起的风波。蒋介石不愿因此而影响驻外使节的情绪，又让王世杰致电胡适：谣言所出，乃中研院院长人选所起；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拟调其回国。
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其实，海内外所传胡适将卸任的言论，并非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宋子文来美国后，便竭力挤压胡适。1940年10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很有针对性地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他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统筹思虑，基本采纳宋子文的意见，但是，又觉得似有不妥之处，故迟迟未能成命。可是，宋子文却穷追不舍，连连去电，催促公布免去胡适大使职的消息。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又参胡适一本，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宋子文有恃无恐，几乎包揽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除在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博士，也愤愤不平地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了。1942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如此饶有意味地记道：
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
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胡适终于想通了，决定辞去大使职，以打破目前尴尬难堪的局面。他立即给王世杰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长，因为“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我要保存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1941年12月24日，他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可是，蒋介石就是迟迟不发表新的任命，胡适仍然被干晾着，一晃就是半年多。他无所事事，只得离开大使馆到处演说，从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到加拿大，行程一万六千多英里，演讲百余次，使中国抗战在美国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1942年初，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他便“发现中国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的心目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上层也是如此”。为此，他愤愤不平地埋怨道：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
后来，胡适已觉疲惫和倦怠。他给朋友写信时不无掩饰地诉说道：“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他自忖，对于国家，已是尽心尽力了。1942年5月17日，他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信，诉说自己的满腹苦衷：
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看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
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心中尤为欣喜。当晚10时，他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差事后，便离开双橡园使馆，由华盛顿来到纽约，真正践履其与夫人、朋友所许的诺言，重又回到本属自己的田园，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他卸任后不到两个月，便在《亚洲杂志》发表英文稿《中国思想史纲要》，接着，又全副精力投入《水经注》的考证，同时又在几所大学兼课，试图挽回因涉身官场所耗去的学术损失。所以，当有人再次推荐他担任研究院院长时，他几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决不要干此事。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余生，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