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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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战火中的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接着便接任驻美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正如《纽约时报》载文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国民外交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仍向蒋介石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期达到这样的目的：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由于他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之中，无意间也曾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搅和在一起，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淞沪抗战给胡适壮胆打气，他的底气比以前厚实多了。临行时，他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说：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胡适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其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恐怕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蒋介石让他去作国民外交，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当时北京已为日军占领，所以，胡适以商人的口吻，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下，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故尽人事而已。……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小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
北大同仁在传阅这封信时，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相信他定能不辱使命，求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稿中所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而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反倒客气起来，答应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篇演说所婉转批评的绥靖主义，确能使事不关己的一些美国人为之汗颜。他说：
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和王正廷大使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理解胡适的心情，但是，当时美国所奉行中立主义的政策，确实使罗斯福难以作出选择。临别时，罗斯福只得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胡适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胡适的演说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惊恐，时在日本的杨鸿烈给胡适写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国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等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过河卒子
1938年7月，胡适等结束在美国活动，前往英、法游说。20日下午，他在巴黎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他可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党无派，无羁无绊，况且，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可是，如今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这时，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都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可是，胡适还是回电坚辞大使职，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于朋友们看，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都是犹豫不决，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处在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他终于咬咬牙、跺跺脚，作出决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同时，胡适又给夫人江冬秀去信，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如今违拗夫人意愿，怎能不以言相劝呢？他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现在，国家生死攸关，再也不能推卸国家的委任，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