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清末读书少年郎
作者：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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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间，跟有些朋友谈天，我经常会感叹：现在的青少年们，实在是受教育程度太浅，在文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学问。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的父亲那一辈，恐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代读书人，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但照他说，他的学问还是远不及他的父辈和祖辈们。而且在父亲眼里，我还只是会写几篇作文而已。
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的母亲称他师兄，我们便尊他做师舅，今年九十四岁。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是缺乏学问，今后要痛下决心，多下工夫读读书才好。我听了无话可说。我自认读书比同龄人多，可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似乎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于是我想，比我更年轻的人，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我相信，一年又一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现在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读到此处要跳起来大叫：谁敢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谁敢说我们没文化。还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们，本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也难以忍受我这样的评价。
空口无凭，我来讲些历史小故事，举些历史小事例，请现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各名牌大学的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博导们，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的脚后跟么。
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没有留过洋，但做过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很多大学的教授，曾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中国史学一派的领袖。我想，这样的经历，大概够资格比较目前一代中国文化人，以他作比也不算降低现今大学教授和学生吧。所幸的是，外祖父曾相当详细地记录许多他早年读书求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为镜。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故乡，但不满三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到河南去了。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做河南巡抚的幕府。当时巡抚的幕府，每月八两银子的薪水。而当时的物价，肉一斤是三十文，柴一担是五十文，后来有了铜元，一枚铜元可买鸡蛋十个，三枚铜元购得一斤肉。在外祖父的记忆里，他最初见识到父亲之外的读书人，是在河南巡抚的衙门里。
有一天，曾外祖父带了外祖父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进了一座玻璃隔着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古时文人学士，把同年中举的友人称作同年，所以他们的儿辈就把父亲的同年称做年伯。而世伯则是后辈称家里前辈的世交朋友，所谓世交，至少有几代人之久的友情关系，萍水相逢者不算。外祖父听不懂大人们讲些什么，无外“之乎者也”。那些年伯世伯们让外祖父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八十年后，外祖父走南闯北，什么场面都见过了，仍然回忆说：他平生再也没有吃到那样鲜美的汤面。我想，古所谓幼承庭训，就是如此这样一番景象。
外祖父四岁时跟随他的父亲住在河南开封。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在开封做知县。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都集合在开封。据外祖父记忆，黄梅汤贯予先生借住曾外祖父家院内的一间房子。汤先生送给外祖父一本《三才略》。那本书很大，长一尺几寸，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外祖父最早的读物。我很怀疑中国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三才略》是一本什么书，那是讲解《易经》的著作，所以包罗万象。可是很难想像，那么一本书，当时居然就给四岁的小孩子当读物。
五岁时候，外祖父又随曾外祖父到夏邑，住在县太爷衙门里，不许随便外出，外祖父吃饭睡觉乃至游戏都在官府里面。那一年，他开始正式跟随二叔修斋读书，当时人称发蒙，现在人习惯说是启蒙。但是外祖父不喜欢读《三字经》，又够不上读《四书》，而二叔也并不太管教他。如此混过一年，外祖父六岁，再次跟随曾外祖父回开封，由曾外祖父亲自督导，开始读《诗经》和《论语》，同时也开始练习毛笔字。
只一年，那两本书就读完。曾外祖父调任新野县长，外祖父也随同乘坐骡车从开封到新野，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 《左传》上颖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曾外祖父边走边给两个儿子讲古迹故事，增加了外祖父对历史和小说的兴趣。
曾外祖父在新野任职的两年，外祖父随着他认真读书，先读《书经》和《礼记》，然后读《史记》和《汉书》。所谓《书经》，就是《尚书》，也有称一个字《书》的。那是一部多体裁的文献汇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纪录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数千年的历史。《尚书》以及外祖父读的其他启蒙读物，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
曾外祖父庚子年曾经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他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特为熟悉，所以教导外祖父读《史记》和《汉书》，极尽描摹分析，使七岁的外祖父仿佛亲眼看见刘邦项羽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与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我的曾外祖母，即外祖父的母亲，也出身湖北黄冈的大族人家。她的父亲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曾外祖母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学问，但她只以女工教导女儿。所以曾外祖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曾外祖父督教。
那几年，外祖父在河南几处县官衙门里度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曾外祖母做县太爷夫人，对监狱里犯人的极度关怀。清代监狱，极端冷酷和悲惨。曾外祖母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每次曾外祖父调任，狱中犯人们最感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知县夫人离去。那情景重复过三四次，在年幼的外祖父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外祖父曾说，因为九岁就进了中学，小学生活记忆没有什么，只记得在新野读小学，有一次开学校运动会，他参加算学竞走。学生比赛走二十码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一道算术题，然后走回原地。学生们都穿制服，黑色羽绫绸衣裤，胸前一排金色纽扣，上面刻龙徽。外祖父穿了那制服，晋见到会的南阳府知府，很觉骄傲，所以记了一辈子。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曾外祖父卸任新野，回到开封，外祖父也跟着住在开封二龙巷。这个时候，清廷实施新政已经几年了，措施之一就是开办新学。开封初创一所高等学校，名叫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另外一所中等学校，名叫旅汴中学，还有一所法政学堂，一所优等师范，和一所女子中学。其中旅汴中学同法政学堂在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就改名叫法政街。
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是朝廷不给经费，当时清廷官府银库称做藩库。于是河南省布政使司便通令全省各州县官“捐廉”。清廷给州县官发薪俸的做法是，每到年底，省府布政使的藩库就清查各州县官的薪俸，从中扣除各种罚款，剩下的银子，通知州县官亲自到省藩库领取。清廷官员规矩很多，监察州县官非常严厉，责罚也很苛刻，大小州县官一年做下来，总难免犯有不少差错，受许多罚款，扣除之后，能到手的薪俸不过几两几钱几分，谁也不愿意乘骡车走十天或一个月，去省城领那不够塞牙缝的钱，所以交一张领条了事，银子也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