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谁唱江南断肠句
作者：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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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余怀经历短暂的失落之后又重新开始追逐伎乐、美色、娈童的生活之时，张岱却经历着人生最为苦痛的灾难。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攻占绍兴，明鲁王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尚书王思任、侍郎陈函辉等死难，五十岁的张岱全家被迫开始了逃难，“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躲进嵊县荒僻的西白山中，一年后移居绍兴郊外三十里处的项里。顺治六年（1649），张岱全家才搬回绍兴城中，但故居早已易主，“乱离两载，东奔西走，身无长物，委弃无余”，不得已在卧龙山下租借到一座残破的园子——快园住了下来，从此开始了他“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生活。
后人肯定余怀和张岱终于不仕新朝，但他俩也同样没有出仕前朝，依照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的说法，就是“余不入仕版，既鲜恩（明）仇（清）”。
清兵南下的同时，颁布了一些关于安抚、笼络、软化、收买南方反抗势力以及人才的若干政策，其中就有“酌量推用投诚归顺的文武贤才，并征聘前朝文武官绅、勋臣以及怀才抱德的山林隐逸”。顺治三年（1646）举行了入清以来的第一次科考，顺治四年（1647）加科一次，顺治六年（1649）为第三次，在顺治九年（1652）第四次大比时，还特别“诏起遗逸”。一方面这是清朝廷在政权日益巩固时缺少大批的人才，特别是儒家人才，更重要的是统战的需要，以此来笼络江南士子，减少对抗的成本。这一招相当有效，“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大批的江南文士纷纷被吸引到这个黑洞中，于是有人写了打油诗嘲讽这种现象：“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但是汲取新朝的功名也不是容易的，《柳南随笔》有一则“诸生就试”条目：“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
诱惑是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是巨大的。新政权不是对所有的投诚归顺的“文武贤才”都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对那些在前朝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新政权是实行征聘的办法；而不具备前朝功名以及社会影响力的人，则是不在征聘之列的。即便达到前朝功名、官位等要求的被征聘者，在具体使用上也不是人人满意的，以崇祯四年的探花、名震文坛的领袖，也是余怀当年的国子监导师的吴梅村为例，他被苏州巡抚列名征聘后，也只是授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做做教育和文字整理工作，后来官升国子监祭酒，也比在明朝所做的官阶要低一等。吴梅村受不了这种委屈，只干了三四年便打道回乡，却落得个以泪洗面的结局；另一个名声也很大、在明朝做过部长的钱谦益，变节到北京后也没有受到重用，郁郁而归。
所有这些现实生活的例子，无一不摆在那些在明朝既没有功名，又没有更高学历的白衣秀才面前，况且他们浪得浮名的行径并不符合当时政权的人才标准，因此，余怀、张岱之流不见征聘，他们也拒绝为新政权服务。实际的情况就是，清政权和一部分明遗民，很大程度上是两不情愿，而弱势的一方就会自我标榜：“无限夕阳芳草，闭门老尽英雄。”
终于到了余怀衰老的时候，张岱也就更加垂暮。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各自年岁差不多的时候，开始了关于昔日繁华诸事的记述。
《西湖梦寻》成书于康熙十年，张岱时年七十五岁，《陶庵梦忆》也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而《板桥杂记》写成于康熙三十二年，此时的余怀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
余怀在这本追忆之作中，在透露自己人生经历的同时，却为自己年轻时的荒诞作掩饰，把冶游嫖宿偷换成严肃的主题，将荒诞不经的行径进行“美化”：“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狎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余之缀葺斯编，虽曰传芳，实为垂戒。”这种了无力气的叹息声，证之书中的种种记述，余怀只是作“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已，他的穷欢极乐，是随着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倒塌而以悲剧告终的。
张岱没有把自己说得那么崇高，但他在《自为墓志铭》的结尾羞怯地写了这么一句：“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三外野人是宋末元初的郑所南，宋亡后改名思肖，即思趙（赵），隐居苏州近半个世纪，“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坐卧必南向，以示不忘宋室。
鼎革之后，余怀躲在女人的背后，以咀嚼陈年往事过日子，张岱则寄情山水和人间万象，胸中的境界、层次远比余怀阔大和多彩，从文学角度说，题材的广泛和角度的多样，加之清新的文笔，夹叙夹议，其作品也就获得跌宕起伏、精致隽永的艺术效果。与余怀的粉饰相比，张岱要坦率得多。在《自撰墓志铭》中，他自我交代：“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在余怀拖着一条大辫子与一些人在南京或苏州聚会、喝酒、谈天，发几句无关痛痒的牢骚的时候，穷困潦倒的张岱脱却了华丽的外衫，露出风雅清丽的内心，行诸笔墨，率尔为隽永的文字。他“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庶几还有几分三外野人“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河”的意思，心怀了些许悲凉。
人到老年，张岱的忏悔是真诚的，而余怀却言不由衷故作大言。张岱为自己写了墓志铭，剖白心灵，“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老年余怀在为李渔的《闲情偶寄》所写的序言中，为年轻时的放浪沾沾自喜：“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跕屣，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而今老矣，不复为矣！”即便年老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依然旧习不改：“余虽颓然自放，倘遇洞房绮疏，交鼓絙瑟，宫商迭奏，竹肉竞陈，犹当支颐鄣袖，倾耳听之。”
体现在文学上的成就，张岱、余怀作品虽都是小品文，篇幅也短悍精巧，但却一个是锦心绣口，一个是满纸烟花，一个是清新雅致，一个是满目浮华，文本的价值不同，给人的启迪也不同。他们都以江南为写作载体，都为江南断肠，但余怀为“狭邪”、“艳冶”的垂戒不真，张岱为山水风光的传芳是实，留给后人审读的，是品位、高雅各不相同的文本。
无限的伤心事，尽付与时间的浅浅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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