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谁唱江南断肠句
作者：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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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陶庵梦忆》和《板桥杂记》而知名的张岱和余怀，在许多后人的眼里因为文化贡献的突出，被戴上“遗民”头衔而受到尊崇和关注。他们是明清之际江南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两位，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以写作自遣，“静思陈事”、“有为而作”，将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和种种体会笔之于书，或“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或作“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情感指归以及其精神导向，颇具大多数“既不入仕版”，又混迹于名教和风月场中的知识分子的共性，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的别种面貌。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卒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余怀生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后。两人虽然年龄相差近二十岁，是两辈人，却有太多相像的地方。
首先他们的家境都曾经富有，张岱家族世代为官，曾祖张元忭为隆庆五年（1571）状元，官至吏部侍郎；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王长史。张岱自道：“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余怀呢？因为父亲在江南经商暴富，定居南京，也同样是富家子弟，“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跕屣，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
俩人都曾参加过乡试，但都没有功名，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剖白：“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余怀自道：“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他俩以秀才的身份和知名的才子行世，也同以这个身份终老。
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著述，张岱除了为世称道的《陶庵梦忆》外，自述还有其他十几种：《西湖梦寻》、《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環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说铃》；余怀除《板桥杂记》外，尚有《三吴游览志》、《甲申集》、《五湖游稿》、《余子说史》、《四莲华斋杂录》、《东山谈苑》、《茶史补》、《砚林》等。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板桥杂记》都是他俩的晚岁作品，并各自成为他们文学的代表作。
也许是年轻时身心特别放松，他俩也都活得很长，均以高龄辞世，一个活了八十二岁，一个活了八十岁，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绝对归于长寿之列。
概括所有这些大体相同的人生经历，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似，年轻时雅好声色，纵情曲蘖，典型的纨绔子弟，鼎革后无所适应，以穷困老死。
十七世纪初叶，恰是晚明时分的“花样年华”，套用余怀之说，是“太平盛事”迭出的时代，也是垂败之前的盛极景象。这种盛世危机的征兆，政治上的表现是权奸当政，内阁频繁换人；全社会的表现是奢侈成风；而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表现则是坠落、腐化，结驷连骑，选色征歌，并甘之如饴。在专制社会里，时代变化的晴雨表最先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现上，一旦这些社会精英们开始“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之时，便是破家亡国的征兆。
青年时代的张岱和余怀正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俩人在衣冠文物、文采风流的富庶江南流连忘返，凭借这方人间乐土，留下了他们声色犬马的行踪，以及晚年值得一读的回忆文字，让我们得以一窥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类风情。
张岱用灵魂飞扬的笔触，记录了陪都秦淮河的印象：“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讌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相较而言，他更加眷恋山水胜地的西湖，“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
余怀为这个充满了人间繁荣、人欲横流的社会所陶醉：“金陵都会之地，南曲縻丽之乡。纨茵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娈童狎客，杂技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
张岱从小聪明异常，六岁时在杭州与大儒陈眉公有过一次联对，陈眉公出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他应声而答：“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与少年张岱相类，余怀也是个绝顶聪明的学子，在学员众多的南京国子监进修期间，每逢考试，名列榜首的，多为他和黄冈来的杜濬、江宁来的白梦鼐，同学们便把他们三人的姓合在一起，称之为“余杜白”，谐音丝织业染色的颜色“鱼肚白”。明崇祯四年（1631）会试第一、殿试榜眼的吴梅村升任南雍司业时，就特别欣赏这位比他小七岁的学生。余怀在南京如鱼得水，崇祯十三四年（1640、1641）年方二十五六岁之际，还一度到刚刚卸职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的府中，帮助接待四方宾客，自称是“入范大司马莲花幕中为平安书记”，好比晚唐杜牧在扬州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作书记官。范景文曾任南京兵部尚书之职，在南京有非常广泛的社交活动，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也是相从过往的朋友，经常到阮的石巢园作客，阮大铖也常过访范之澜园。
张岱耽于个人的游乐，“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爱好“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等各种杂耍玩意，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玩家，他年轻时的这些经历为他晚年写作提供了最初的知识积累。相较而言，张岱比较好玩，余怀则比较好色，“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歌诗，传诵诸姬之口，楚、润相看，态、娟互引”。
余怀晚年把流寓南京时在秦淮河南岸旧院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一本书，名曰《板桥杂记》。板桥，就是长板桥，是明代在东花园（今白鹭洲公园）附近的小运河和长塘的水边，为方便行人搭建的一条木质板桥，人称长板桥。板桥以西直到武定桥边，娼家、旧院一家挨着一家，形成了规模效应，与十里秦淮联成一个整体的宴饮娱乐、吃喝嫖赌的销金销魂大平台，其位置大致在现今的大石坝街、长乐路一带。在这本有着晚明秦淮风光和曲中旧院习俗的书中，随处可见余怀年轻岁月的痕迹，他津津乐道的情趣、爱好和欲望。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片充满了人肉买卖、欲望横流的桃色之地，余怀把他青春的岁月几乎全都抛掷于此，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余怀在“南雍”学习，在秦淮河边流连，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人生使命，就是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这是秀才通往仕途的必经之路。但余怀遭遇了挫折，崇祯十五年秋闱乡试，结果依然未中，“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
转瞬之间，就到了天崩地裂的崇祯十七年（1644）。南都沦陷后，虽然没有战火的硝烟和战争破坏痕迹，但板桥一带也是远非昔比，“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繁华似锦转眼成灰。这片曾经给了余怀青春愉悦的欲界仙都，怎不令他动之以情，伤之以怀？他在《板桥杂记》的序言中，流露出强烈的盛衰感慨：“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追念无因。”他追忆的是一个永远逝去的朝代，一个曾经骋怀游乐的天堂。
但余怀很快就从过眼烟云中调整过来，重新投入到新的寻欢作乐中。顺治六年（1649）重九日，余怀与遗民陈丹衷（南京人）、张可仕（孝感人）、邢昉（高淳人）、纪映钟（南京人）、杜濬（黄冈人）等人在金陵容与台举行诗会，另邀艺人丁继之、张燕筑参加。丁继之曾扮演张驴儿娘、张燕筑扮宾头卢，与扮武大郎的另一位艺人朱维章在金陵同负盛名。余怀参加文人遗民的聚会，无非就是唱曲助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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