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市井有谁知国士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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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的“善变”之中，有无“不变”之处呢？
有人因为杨度晚年加入中共，而一改过去斥其为“投机政客”的调子，称之为“爱国者”。在我看来，善变的杨度，“爱国”的确是其不变的本色，并不是因为后来加入了中共，才成为一个爱国者。今人大多知道那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这是1903年杨度二十九岁时的作品。“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何等激昂而慷慨！斯时的杨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救国理论，所能够凭借的，完全是国难刺激下一腔爱国的热情。
博得“宪政专家”之美名后，归国的杨度已有了四品顶戴，更蒙封疆大吏之赏拔，要想求个人之功名富贵，“平稳”应该是最佳的升迁途径，但我们看那个时候他留下的文字，举凡地方自治、实行宪政、修改刑律与国际接轨，无一不是济世之策，篇篇都有金石之声，即使是以当代普世价值观照，也是若合符节。
杨度大半生居于官场，其光明磊落之男儿性格却为政治场中所希见。他与黄兴政见不同，黄兴逝世，他送了幅挽联，上联是“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在他看来，只是救国济世之路径不同，又何妨二人肝胆相照？正是因为有此风格，君宪梦破灭的他能够履行诺言，助孙中山脱困。孙中山称赞“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4〕。“可人”云云，杨度适足当之。
晚年杨度偏偏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共，这足以击破关于他投机的浮言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拿自己的脑袋去投机。
又有人说，杨度的一生就是出风头、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生。其实，个人建功立业的思想，为什么就一定会和救国济世之心相互排斥？
……
坐在书房里，翻检今人所编厚厚一册《杨度集》，不禁涌起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这个叫杨度的湖南人，堪称清末民初难得之大才，其文章中有很多透辟的见解，即使今人也并未超过多少，尤其是字里行间涌动的炽烈的爱国情怀，更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就是这个人，后半生却只能到佛学中求排遣，在五十七岁之龄留下一句“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的自挽，凄然辞世，其身后更是谤议纷纷，难道真是文章憎命、造化弄人？
杨度于君宪梦破灭后曾与人谈话，“我三次想实行君宪，时机都不错，主张都不错，以主持者之不行，都遭到失败，亦所谓天不从人愿耳”〔5〕。吟诵斯人斯言，回想动荡不安循环往复的近代史，不觉有一种彻骨的悲凉。“市井有谁知国士”，不知道这是杨度自言自语还是在追问世人……
注释：
〔1〕〔4〕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8页。
〔2〕〔3〕〔5〕《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0、596、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