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有无“顾准现象”？
作者：赵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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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即从事高等学校文科教学的人员，直到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媒体开始关注这位历史伟人，我才阅读其文，才初步了解其人，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羞赧。然而，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乃至今日，从我结识的有限的人群主要是大学教师而言，理工科的鲜有知顾准者，文科教师大多知其名而不知其实，不曾阅读他的著作。若是在全国大体也如此，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令人扼腕。在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亿万中国民众还不曾了解，更谈不到接受顾准的启蒙思想，这是顾准这位历史伟人的悲哀？还是民众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顾准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他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前进与曲折而造就的杰出的思想家。顾准原是一位经济学家、革命者，尔后成为思想家。顾准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早在我们一般人乃至理论家还处于盲从之际，即坚定地宣布：“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有论者断言，假如没有顾准，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将黯然无光。顾准的重新发现，要感谢其胞弟陈敏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其文稿与信件。历史浩劫之后，它才得以如同“出土文物”般重见天日。
顾准的大女儿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以表达她在读过父亲的遗著后的理解与认识：“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有论者引用泰戈尔的诗赞美顾准的历史性、进取性伟大人格：“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对顾准充满钦敬之情的资深学者王元化在读过其著作后说：“（他）文革前两次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次是在1958年，一次在1965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我所目及的其他有关文章也肯定顾准是全国唯一的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蒙冤者。
其实，此说不确。仅以个人的有限阅历，见到一位也戴过两次右派分子帽子的长者，而且，我有幸和他共过事，这位长者是张宣，他和顾准的人生经历惊人相似。
顾准1915年出生于上海，张宣1916年出生于重庆市。顾准1927年进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年仅十九岁即完成会计著作《银行会计》，后成为年轻教授。张宣青年时期四川大学中文系肄业，发表小说、散文及杂文数十篇。顾准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9年曾任地下党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1938年，二十二岁的张宣担任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他们两人都去过延安，不过顾准1943年去延安时，整风已近尾声，他在延安度过一段平安日月，张宣去得早一些，在整风运动中被作为“特务”审查，关押一年之久。
共和国成立之初，顾准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张宣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突然顾准被以“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为由撤职，同年张宣被以原本上报并获上级批准的“教学计划”为“反党”行为，亦遭到撤职、开除党籍处分。顾准后来去建筑工程部门及中国科学院工作，张宣被安排在西北大学任副教授及哲学教研组主任。反右运动中，顾准“运交华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张宣亦不幸获相同“待遇”。更为令人惊讶的是，1964年顾准因批评“个人迷信”第二次戴帽，张宣则于翌年因在大学讲堂宣扬个人学术见解，被二次整肃，亦高帽加冕。
张宣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次于顾准一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干部。这两人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要论不同之处，顾准不幸于1975年病逝，而张宣年已九旬有三，依然健在。
上述比较，仅是皮相之议，而从人的深层本质去看，他们二人也极为相似。
顾准有一付钢筋水泥铸就的骨骼系统，张宣亦如是。延安整风时，张宣所在单位将他打不倒，便搬来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高官高岗对其施压，面对强权淫威，张宣从容应对，据理反驳，毫不畏惧，质问得高岗无言以对，只得以拍桌子吓唬在场的人们，张宣对此嗤之以鼻。西北民族学院第一次摘掉张宣的右派分子帽子后，不许他讲哲学课，安排他给中文系学生讲授写作课。他不唯书、不唯名，在讲授中明确指出某名家和报刊文章的病句，偏激学生指控他此举为“反党”，粗暴地将他推倒于讲台下，直碰得头破血流。他站起来又走上讲台，依然继续讲课，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学生挽起手高歌“社会主义好”挤轰他，他被迫含泪离开挚爱的讲台。十年浩劫之时，“造反派”学生要他自报家门口称“右派分子”，他断然拒绝，被打得在地上翻滚，他依然宣称：“我是共产党员张宣！”
独立思考、拒绝盲从，是顾准思想的灵魂与著述准则，张宣也是如此秉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宣人生的荣与辱，皆与独立思想的品格相关联。他在撰写论文或教学中，总是发表独立见解，绝不人云亦云，他几乎到了言不独特不发言，文无新意不为文的地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之所以被诬为“反党”分子，正是由于他推行与时俗相左的较为科学的教学管理。这和顾准作为经济学家在解放初的上海执行与全国不相同的新税制，虽然得到上级首肯，但最终以“个人英雄主义”云云撤职查办，几近雷同！这正是以功为过、是非颠倒的作为。
特立独行的精神，已化为张宣的血肉神经，甚至在“劳动改造”中，也表现得不入流俗。“文革”末期，将他下放校办“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他已年近六旬，农场领导安排他管菜园。他买来不少有关书籍，深入钻研，又走访菜农学习经验，进而制订出一套种菜计划及管理时间安排表，有一日场长要派劳力为蔬菜施肥，他却以计划尚未到期为由阻止。有人叹息：真是倔老头！到了什么地步，还坚持己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宣复出重返西北民族学院，党、政一把手一人挑。他大刀阔斧推行党政分家，大力推行教学改革，举贤任能，力除积弊，然而他的超前意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给民院师生留下一个智者与勇者的形象。
顾准处世处事态度极端认真，令人钦佩乃至敬畏。张宣也是这样。他读马、列著作非常刻苦，往往可以大段背诵，毫无失误，甚至可以说明出处。他下放中文系资料室被监督工作时，总是提前上班打扫卫生，书架整理得井井有条，新书甫到立即编目上架，绝不拖拉、积压。办理借阅手续，毫不马虎，对借阅者一视同仁、照章办事。张宣天资聪颖又肯花力气，在“劳改”中学一行、会一行，下放豆腐坊时，他很快掌握了核心技术。“深挖洞”的年代，他竟无师自通、修炼成操瓦刀的“技术工”。有次，我和一位青年教师给他当下手，他对我们所和水泥混凝土要求很严格，时而从洞下喊“沙多了”，时而喊“水少了”。那位教师不耐烦，低声嘀咕：“人家别的大工尚且不说话，他一个老‘右派’张狂什么！”我信口劝他：“张先生是大工，咱们是小工，不听人家的怎么行！何况工程质量百年大计嘛。”
难能可贵的是，受尽百般磨难的张宣如今已是耄耋之人，依然体魄健朗。他腰板直挺，双目有神，大脑清晰，反应机敏，走路轻快。我是晚辈，喜欢和他闲聊，有次见面，我笑言：“祝张老万寿无疆！”他立即说：“你家没姜？我给你取两块。”我曾请教老先生有何养生之道？他答曰：“我没有特别的体育锻炼。一生中体力劳动不少，你知道那是没办法的事哟！其实，为人坦然最重要。君子坦荡荡嘛！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何必忧戚戚呢！至于长寿，不必刻意追求，听其自然吧！”
张宣和顾准的人生大体相似：征途坎坷、成败沉浮、荣辱备尝。他们犹如坚挺的战舰在狂风恶浪中征战，奋力拼搏、勇往直前、勇于献身。他们终生在为真理而战斗。他们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学者，早年即在党的领导岗位工作，也曾沦为阶下囚而艰难生存。然而，他们本质亦然是一介书生：他们不去巴结逢迎，不去告密求荣，不随风俯仰、明哲保身。他们是重气节、重操守、言行一致的人。他们饱经风霜苦难，“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他们是钢铁般的真正大写的人。他们早年是诗人、理想主义者，中、晚年成为散文家、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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