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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马内阿作品中的犹太性
作者：孙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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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人性最难超越的障碍恐怕就是对自己人生的否定，哪怕只是部分的否定。追究纳粹时期的罪责——关于恶的问题的讨论，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深刻，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的呼声一开始并不能引起巨大反响。一直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追问和推动下，对当年的罪责的追究才逐渐拉开帷幕。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文学家往往是社会中最先起来坚持抗争的人们，而且，因为二十世纪中前半，他们在极权体制中被边缘化了，陷入了困境，他们往往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作家对自己民族二十世纪悲剧表现出最大的关注。最著名者如阿梅利（Jean Améry）和列维（Primo Levi），他们都是被现代西欧社会同化了的犹太人。前者奥地利成长起来，到十九岁才知道依第绪语的存在——东方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后者长在意大利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村子里，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才听到依第绪语，之前都没有自己是个犹太人的意识，是奥斯维辛给他们强制地打上了“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烙印，由此起他们终生“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人，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企图自我欺骗，逃脱历史赋予的沉重责任。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驱逐和乌克兰集中营的生活，同样也给马内阿打上了自我认识犹太性的烙印，尽管他与阿梅利和列维相比，遇到灾难时的年纪要幼小得多，战后也与阿梅利和列维生活在不同的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之中。
马内阿走上文坛，一开始就在犹太性的自我意识中写作，显得相当独特。因为在东欧，特别在罗马尼亚，关于屠杀犹太人的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几乎是个未开拓的领域，尽管它是犹太人遭遇最野蛮、规模最大的屠杀地域，人们也回避这一艰难的追究。前不久《欧洲战后史》作者托尼·加特在《纽约书评》刊出的文章《关于战后欧洲“恶”的问题》（Tony Judt,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n Postwar Europe,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4,2008）中，谈到其原因：虽然德国人是这场灾难的主凶，可是，东欧德军占领地区——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克罗地亚，还有罗马尼亚，当地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其帮凶，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还有一个原因，是苏、德双方在这一地区杀害的非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犹太人牺牲者。加上东欧和中欧战后在苏联控制下，苏联的意识形态只强调纳粹体制的反苏一面，无论在历史书或者纪念活动中很少涉及关于犹太人遭受屠杀的真实内幕。何况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白脸小丑”政权支配的罗马尼亚，踩在莫斯科与纽约的两根钢丝上杂耍，“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斯大林口号与极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新风格”民族主义也是他用来激励人们热爱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想把有国际声誉的“伊利亚特当作圣人放入神龛”〔6〕。他们甚至还效仿战争中安东尼斯库的买卖，每一个希望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需要交纳八千美元，以显示自己开明的形象。因此，这种“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7〕造成的马内阿自身犹太人同一性是他敏锐的思维的动力。
化学家出身的作家列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溺水者与救援者》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它叙述的波兰中部乌特杰市的犹太人社区的领袖罗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陶醉于德国人赐予的“权力”，像一个滑稽的傀儡“君主”。列维的笔触对他既不嘲笑，也不愤慨，而是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们都会不幸地堕落？然而，结论是：强者都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会为魔鬼服务。从建筑工程师改行的马内阿与列维的立场相当接近，他却要思考另一个伦理难题。因为他发现，非理性的一神教的诱惑、或者世俗的乌托邦式诱惑，一种伪装出现的“善”的诱惑，连后半生已经长期生活的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个世界——民主社会中的学术强人默塞·伊利亚特也难以抵御。列维受战后法国存在主义者的影响，是个左派，始终坚持纳粹的非理性的种族灭绝要比出于理性目的的斯大林主义劳改营的杀戮更加邪恶。这一点上，马内阿显示出他与列维不同的立场，他时刻警惕相对主义对历史罪恶的遮蔽，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不会是“某个极权主义的反对者，有意无意成为另一个极权主义的拥护者”〔8〕，这与他在战后罗马尼亚生活了四十年不无关系。作为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在这四十年间既不能像新罗马尼亚精英那样“径直进入无产者国际主义红色大门”，也没有像另一位犹太人作家斯坦哈特经过长期监狱生涯之后，晚年“皈依东正教乃至军团主义”〔9〕；更不是不走他的表哥阿里尔道路：投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怀抱里〔10〕，他处在这三者的夹缝中。犹太人知识分子，也和其他民族知识分子一样，有硬朗的脊梁骨，不依附任何强权。
马内阿与列维战后的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反差，所以，他和列维最大的不同的是：列维大量作品围绕的核心主题是纳粹集中营中呈现的人性和罪责等伦理、政治问题；马内阿作品描绘出了另一种失去自由的种种故事。他的批判力和道德良知，不像列维那样在历史中煎熬，而是在现实中煎熬，他要不断抗拒被现实社会中的恐怖和谎言所同化。马内阿与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他的巨著《生存与命运》已经有中文版）的人生更为相似一些。他们都是犹太人出身，也都是放弃了自然科学志向，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可是，格罗斯曼出生在1905年，比马内阿大了三十一岁。与马内阿从小就有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不一样，格罗斯曼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俄罗斯人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在卫国战争爆发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希特勒的暴行使得他开始具有并一直保持犹太人的同一性。他的小说《生存与命运》中主人翁犹太人施托姆身上有着自己家族的影子。格罗斯曼作为从军作家，反攻德军进入波兰时，在特雷布林集中营亲眼目睹人间惨剧，写下了《特雷布林的地狱》报告文学作品。当时苏联政府为了号召外国犹太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曾组织国际的“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有两名作家爱伦堡与格罗斯曼，他们负责撰写关于集中营的“黑皮书”。但是，随着冷战形势日益严酷，这种国际犹太人团体及其“黑皮书”在苏联都成了忌讳的东西。
桀骜不驯的马内阿从文的时代，比格罗斯曼稍微幸运一点点，因为已经进入后斯大林时代，禁锢固然仍旧存在，可是毕竟没有先前那么恐怖。即使他“1986年重新生活在四十年代”那样环境的险恶中，他还是要反抗，在坚持文学作品应该追求美，“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的同时，追求其有明确的主题。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与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11〕。他不喜欢神秘主义，认为“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12〕。
马内阿五十岁踏上西柏林的土地开始的新生活，与在另一个欧洲边缘的保加利亚生活了二十四年后、在巴黎开始新的人生的兹维坦·托多罗夫是何等相似，平和的环境中过了好些日子后依然恐惧记忆犹新：“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13〕此外，他们站在决定签证的（未来命运？）西欧国家的官员面前，明显感受到自己被作为来自另一世界的人特殊对待。但是，与托多罗夫不一样的是，马内阿意识到不仅有“白脸小丑”对自由的威胁带来的恐怖，还有孩提时代遭遇在心底里的阴影〔14〕。托多罗夫少年时代知性、智慧来自于博学的父亲以及索菲亚高级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马内阿成长得益于外祖父经营的“我们的书店”中的文化氛围，特别是舅舅阿里尔作为犹太人的忧患意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马内阿追求人性解放的作品，在“白脸小丑”的时代被帮闲文人指责为具有“欧洲精神”，这里的“欧洲”，就是指西欧，换言之，“欧洲精神”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可是，和许多流亡知识分子一样，马内阿在异国他乡依然用母语写作，母语是他连接祖国的桥梁，那片土地还有他的亲人。汉娜·阿伦特也说过德国给她留下的唯一财富是德语。他们都渴望一个充满真实和良知的祖国，离别是痛苦的，是最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无奈地“带着母语——我的家，走出去”〔15〕。如果读到《流氓的归来》中的马内阿与失明的老母离别前的那段催人泪下母子间的对话，我想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马内阿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是一个犹太人。是哈德逊河谷的巴德学院收留了马内阿，巴德学院自从欧洲席卷纳粹狂飙之后，曾接纳了不少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而他们带来了欧洲的人文传统，马内阿也是如此。犹太人女杰汉娜·阿伦特与丈夫布鲁歇尔也感谢巴德学院，这对与极权主义斗争到底的夫妇一起长眠在巴德学院的墓地。马内阿在回忆录中，不仅多次提起布拉格的卡夫卡，不用说那是犹太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骄傲，他也怀念1944年在纳粹集中营中去世的那位保护犹太人的捷克抵抗运动女杰米伦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6〕。
二十世纪追究极权主义的源头的时候，那些充满了最高智慧的大师们也会尽量在离开自身传统遥远的地方去挖掘它的根源。俄国的索尔仁尼琴认为它起源于西方的近代人欲的喧嚣；德国的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它起源于法国人的过分激进或东方亚洲的非理性传统。格罗斯曼最初想要在自己俄罗斯民族内部找出它的根源，想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俄罗斯人对邪恶的亲和性，但是，他很快改变了这种尝试，因为他发现：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存在着容易产生极权主义的共同的要素和条件，那就是一种肉体与精神、具体与抽象、日常的东西与崇高的东西相分离的倾向。当人相信灵魂能从肉体中独立出来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肉体的被隶属的现实。读了马内阿的《黑信封》，我们感到格罗斯曼探究也许是正确的。
注释：
〔1〕〔4〕〔5〕〔7〕〔8〕〔11〕〔12〕（罗）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论小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113、114、176、2、192、189页。
〔2〕〔3〕〔6〕〔9〕〔10〕〔13〕〔14〕〔15〕〔16〕（罗）诺曼·马内阿著，邵文实、梁禾译：《流氓的归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03、20、381、206、86、43、47、226、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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