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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马内阿作品中的犹太性
作者：孙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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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成功的作家，不仅仅是一时成功。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是隐含着对真实和正义的追求，诺曼·马内阿的作品魅力也就在于此。我身处乡村僻地，“独学而无友”，直到今年初夏才在因特网上得知今年马内阿作品的中译本问世，最近找来他的作品一读，马上为他的魅力所倾倒。
随着阅读的深入，紧紧抓住我的是文字背后的马内阿的身世——在三个不同体制的世界生活的经验，他不仅是个出生在欧洲的边缘东南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而且作品中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人同一性。这是难得的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学者的个人经验，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对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包括自己在内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有正确观察、描摹和判断。与另一位有在两种不同形态极权主义体制下个人经验的、战后写作获得成功的女作家马格利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主要作品有：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Kafkas Freundin Milena、Von Potsdam nach Moskou等）相比，马内阿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还看到了斯大林阴魂残余的控制力在整个东欧、在他的祖国罗马尼亚大势已去，也看清失去旧时迷信后的人们的茫然、徘徊和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时候的危险。只有这样的个人经验，他才会在找到罗马尼亚的斯大林体制与罗马尼亚法西斯体制中隐蔽着一个暗藏的契合点——民族主义。而这种狂热最容易使得“文明社会在恐怖中消亡”，因为“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1〕。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发生民族屠杀的悲剧证实了他的预言。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补充了有关斯大林体制研究的部分，此书问世的半个世纪里，甚至在今天，人们还是很难把斯大林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相提并论。他们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前者至少是为了追求一种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不像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建立在庸俗的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相反，不少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体制恐惧的人们，则往往强调斯大林主义起源早于纳粹体制，终结迟于纳粹体制，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所犯的罪行留有更多的后遗症。这样的分歧，我们今天依然能在欧美著名学者立场对立的文字中见到。比如，特里·伊格尔顿的关于兹维坦·托多罗夫《希望与回忆》的书评（刊于2004年1月26期《新政治家》（New Politician））。
我们在《论小丑》（随笔集）、《流氓的归来》（回忆录）、《十月：八点钟》（短篇小说集）中可以见到马内阿在文本中不断穿插地回眸自己经历的往事，仿佛依然置身于这两种体制中，即使在叙说斯大林体制下恐怖生活的长篇小说《黑信封》里，这种穿插也留下间接的痕迹，这是因为作为一个1936年出生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宿命。安东尼斯库政权配合纳粹的“最终解决”计划的法西斯暴行——马内阿五岁那年遭遇的阴影，成为梦魇终身挥之不去。马内阿的犹太性也就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中。
中国读者也许光凭这三部中译本，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背马内阿童年苦难的背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叙说过罗马尼亚犹太人这段悲壮的苦难历史，她说：“要说二战以前罗马尼亚是欧洲反犹太人最激烈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1937年，也就是马内阿出生的第二年，为了配合德国纳粹反犹浪潮，罗马尼亚政府剥夺了四分之一犹太人居民的公民权；在安东尼斯库政权站在德、意法西斯一边，到二战前夕，继而剥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的国籍，制定了比德国还要严厉的镇压犹太人的法规。阿伦特认为，“安东尼斯库政权是最早正确地知道希特勒要‘最终解决’东方犹太人方案而且主动积极配合行动的政权”，即使1941年内讧中消灭了铁卫军之后，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丝毫不比之前铁卫军制造的布加勒斯特惨案更逊色。安东尼斯库政权有他独特的罗马尼亚屠杀方式，把五千人塞进一列无到达期限的货车中，自生自灭而死亡的犹太人的尸体被并列悬挂在犹太人的肉食屠宰场里……。马内阿的回忆与阿伦特记叙的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法庭上幸存者证言一模一样：“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2〕当他们不可能继续往苏联东部腹地运送犹太人的时候，便在境内建立起罗马尼亚自己的集中营；当艾希曼的助手党卫军利希特上尉来到罗马尼亚，继续准备运送二十万犹太人前往卢布林集中营时，得到的报告是：已经有十一万犹太人被送到德军占领下的苏联境内的伯格河对岸的两处森林里杀害了。尽管后来这个巴尔干半岛贿赂最盛行的国家的主人安东尼斯库改变了主意，要求每个渴望生存下去的犹太人以一千三百美元的代价换取移民巴勒斯坦的出境证明。因此，阿伦特说，安东尼斯库对待犹太人的恶行总比纳粹先走一步，这一买卖出现在希姆莱考虑要犹太人领袖做交易，让他们提供卡车来换取部分犹太人的生命的方案之前，那时安东尼斯库已经感觉到红军将到来，装出一种“中立”的姿态。1945年4月罗马尼亚投降苏联时，境内八十五万犹太人只剩下一半。次年4月，九岁的马内阿与他的家人也在大难不死被驱逐出境的回乡队伍之中，从乌克兰集中营回到了离开家乡苏恰瓦二十五公里的法尔提西尼镇上。
就是这四年间的刻骨铭心的苦难，使得马内阿在“白脸小丑”政权（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从纽约的巴德学院返回祖国时，成了战前1935年同是犹太人的作家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笔下的“流氓”——在同时代的文化人中那些反犹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种族主义者看来是“亵渎者”、“麻烦制造者”，虽然按照塞巴斯蒂安的解释，它却是指代“非党派人士、异己分子”〔3〕。因为远在北美的马内阿打开了罗马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奉为当代罗马尼亚民族文化代表者的默塞·伊利亚特（《流氓的归来》中翻译成米恰尔·伊里亚德）尘封的劣迹。伊利亚特，一个早年的铁卫军“陆军上尉”、墨索里尼的拥护者，一个至死不以为当年误入歧途、不忏悔“幸运的罪”的学者（他的著作《神圣与世俗》的中译本2003年也在中国问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与塞巴斯蒂安是朋友，因为他似乎不反犹太人。战后，1949年至1976年，受肖莱姆（Gershom Scholem）邀请和以色列学者一起到阿斯科纳讲授宗教学。后来，最使罗马尼亚狂热的“爱国者”们难以容忍的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正要以“新”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白脸小丑”鼓吹的红色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刻，马内阿1990年写成的那篇《幸运的罪》，揭破了他们崇拜的民族文化权威和偶像躯体上最丑恶、肮脏部分，并提醒这些可能会给罗马尼亚带来新的危机和悲剧。其实，马内阿的锐利之处倒不是挑破了伊利亚特这个偶像的个人历史上的劣迹，而是向刚摆脱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罗马尼亚同胞、特别是向当年曾有过失的同胞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罪行，揭露专制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勇气。那些极其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4〕
马内阿和阿伦特等许多极权主义的批判者一样，在追究这种体制下的罪责的时候，不主张体制下谁都是有罪的，因为那样也就等于谁都无罪。但是，他感到遗憾地说：“那些敢于诚实地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罪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苦难，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5〕马内阿一面批判了伊利亚特，一面警惕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恰在这时，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约·贝鲁特·古利阿努教授在大白天被人暗杀在大学的厕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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