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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与沉寂：谭熙鸿轶事
作者：司徒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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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召集国内各方面知名人士举行庐山谈话会，商讨国是，谭熙鸿应邀参加了7月16日至20日的第一批谈话会。会上，谭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些北方人士均主张坚决抗战。同年底，谭举家由南京迁往重庆。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之前，曾劝说谭随其一同出走，被谭断然拒绝。整个抗战期间，谭氏一家应老友张伯苓盛情相邀，一直住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宿舍区内（津南村二十四号），与张比邻而居。张、谭早先在北方时，均雅好京剧，曾成立“伯仲戏友社”，兼有通家之好。国难期间，张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交往颇广，经济部长翁文灏及马寅初、侯德榜等均曾寄居重庆南开校内，谭熙鸿在此还结识了经常来访的周恩来。此外，谭氏与交通部长曾养甫甚为相契，曾的女儿就读南开即借住谭家。重庆时期，谭担任经济部技监（部内最高技术职务，等同次长），并兼任胡文虎、刘鸿生所办各自企业的董事和中国银行系统的中国植物油厂副董事长。他还是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战后之初曾主编三卷本《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一书，由中华书局印行，该书撰述者均系战时经济工作各部门主持人，故以资料充实见长。抗战胜利后，谭回到南京，不久定居上海。1946年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
此后几年，谭熙鸿复归其擅长的专业领域，担任了全国蚕丝协导委员会主任，恢复战后蚕桑业。翁文灏、王云五拟派谭率一经济使团常驻日本，谭认为非其本行，未允。蚕丝协导委员会直接隶属经济、农业两部，业务范围颇广，须贷款给农村和有关单位，需要相应的经费。审核经费机关是“四联总署”（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忙于内战，申请款项常被大打折扣。“四联总署”主席乃蒋介石亲自兼任，当吴稚晖闻知谭受经费困扰，便主动相助，他将有关呈文和计划书外套一个大信封，亲笔写上几字，交给侍从室，侍从室人员熟悉吴的字体，亦知蒋、吴关系特殊，不敢拆看，径送蒋阅，蒋碍于吴的面子，不便驳回，只得“照准”。吴肯助谭，自然与二人交谊有关，亦确乎诚心支持其蚕丝事业。谭氏晚年与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合作研究蚕的遗传育种，并设法拨款赞助朱洗的科研项目，朱后来在蓖麻蚕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曾养甫搞到一架运输机，邀谭一家人同机离开上海，谭婉谢，留在了大陆。
1949年以后，谭熙鸿一度闲居沪上，五十年代初应召入京，担任农业部顾问和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他曾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土改参观团上海分团的活动，团长是严景耀和巨赞大法师。其间，王震将军先后两次造访谭氏，希望他去新疆工作两年，创办一所农业大学，后谭被指定专管华东地区农业指导，遂作罢。有一段时间，谭与农机专家刘仙洲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美国专家韩丁组成一技术小组，常驻京郊拖拉机学校，指导农机开发，三人水平相当，合作愉快。后来，谭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6年2月，他突发脑溢血，住进北京人民医院，近一个月后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到会者达四百余人。
中国历来以农为本，然近代农技甚为落后，一般读书人又不屑此为，就此言之，谭氏平生诸多努力，皆关乎国计民生，十分可贵。他本一介平民，风云际会，置身上层，然正直耿介，终不失本色。或以为，其续娶风波阻断仕途，致令半生寂然，足可扼腕。殊不知，宦海浮沉，祸福不定，而能逐本弃末，率性自得，岂非人生大道？
（后记：笔者十年前参加北大一学术会议，恰与谭熙鸿之子谭伯鲁先生同寓一室，伯鲁先生时年七十有八，却谈锋甚健，屡叙其先人事迹，令人印象颇深。今年5月，又在燕园一活动中相见，伯鲁先生垂垂老矣，然风骨犹存。谨以此文，誌念这段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