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人文地理散文二篇
作者：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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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庐巍峨
到庐山的人，大概没有不去花径走走的。去到花径后，大多都会在有着“花径”二字的门前照相留影。大门两侧的刻联“花开山寺，咏留诗人”确也意味深长。门外的景色令人流连忘返。尤其黄昏时分，车少人稀，一边有湖，一边是山。倘有风过，山呼水应，不经意间，会觉得不是人间。庐山这个地方，细细地品味，真有无数妙不可言的味道。
会看风景的人常常比旁的人多一份心眼。他们总会注意到，在花径大门马路的斜对过，有一幢高大巍峨的房子。要说这房子本身并不算高，可它座落的地势却使得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不得不采用仰视。往往人们习以为常地会以为这是山上一处重要的机关，然后想当然地对它望而却步——谁都知道，机关是不得凡人入内的。但有一天，我在朋友引领下，终于踏上了这个台阶，也终于看清了这个房子。于是方知，这里只是一处别墅，像山上其它别墅一样，它曾经也是私人所有。
可是它与别的那些平易近人的别墅相比，显得多么霸气，多么傲慢，多么特立独行。就连它的名字也叫得不同凡响：吴庐。不是一个优越感极好，喜欢拉开架式摆谱的人，谁会这么个叫法?
这个房主的名字叫吴鼎昌。
在我们了解这幢别墅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先认识一下他的主人。
1884年，吴鼎昌出生在四川的华阳县，但他并非就是四川人，他的祖籍乃江苏吴兴。只是他的父亲吴赞廷长期在四川做官，老了过后，便索性不回老家，跑到成都置田买房，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吴鼎昌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是毫无疑问的。吴鼎昌少年时代便成为华阳县的秀才，以后又到成都读书。在成都获得四川官费，远渡日本留学。同许多早期投身革命的人一样，他在日本期间，成为同盟会成员。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当别人都一腔热血地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关起门来在家练习写小楷，想要回国参加考洋翰林。果然他回国应试后，居然高中。此后，他便进入金融界。在袁世凯、张勋、段祺瑞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辗转交替中，吴鼎昌渐渐地升迁。传说，吴鼎昌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想做官。他是一个条陈专家，从清末到民初，他不断地给大官上条陈，出主意。上得多了，终于得到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赏识。梁士诒将他推荐给袁世凯。可恶的是袁世凯这个人选人要相面。他在相吴鼎昌时觉得此人“背后见腮”，认为不宜重用，结果只给了吴鼎昌一个农商次长的官。吴鼎昌嫌此官太小，气得懒得一去。
后来在段祺瑞的时代，因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梁启超的任命，他做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几乎可以说正是这个职位奠定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接下去他又做了段祺瑞手下的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在这期间，他终于发了大财。吴鼎昌选择金融业自是觉得自己有此方面的特长。据说吴鼎昌特别会算计，因此他尤其会赌博。靠了他的赌博本领，他跟许多要人拉上了关系。甚至靠了他的赌技，他赢了不少钱。他在北戴河的一幢别墅就是他打牌赢到手的。这个赌注也真够大的。
旧时官员，自小读诗书长大，不管后来从事了什么职业，或多或少都还会有一些文人酸气，吴鼎昌也是一个。他喜欢舞文弄墨，因而他常常以“前溪”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许多都是谈经济的，因而博得“经济专家”的称号。
发了财的吴鼎昌曾经跟朋友说，他这辈子想要办三件事。第一是开一家报馆。他认为一般的报馆因为资本不足，只能滥拉政治关系，靠此拿津贴。结果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他计划拿出五万元来开报馆，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准备赔光。他只要请一个总经理，一个总编辑，准备好他们两人三年的工资，让他们一心办报，这样，报纸就不会因为政局不稳而关门。第二，他想要办一个储蓄会，用以抵制外国人办的储蓄会。第三，他想要开设一个国际大旅行社，免得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只知道住洋饭店。
结果，这三件事他都办到了。他投资五万元钱买下了《大公报》，使得当时几乎垮掉的《大公报》进入它的全盛时期，在中国新闻界举足轻重。他发起由当时的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创办“四行储蓄会”。这个“四行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的时候达一亿元钱，活生生地把外国入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挤垮掉了。他的这个四行储蓄会投资建立了上海国际饭店。这个国际饭店曾经给中国人带去多少自豪和荣耀。很多人都有愿望在一生之中做几件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但很多人的愿望永远只是愿望，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愿望变成现实，而吴鼎昌却是这很少的人中的一个。他想办的这三件事都不是小事情，可是他竟然做得如此漂亮。可见吴鼎昌这个人真不是凡夫俗子。
吴鼎昌盘购下《大公报》后，请他在日本留学的两个同学胡政之和张季鸾出山。吴鼎昌任社长，不支薪金；胡政之做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做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两人每月三百块钱薪水。三人约定，专心办报，三年之内不兼他职，不得担任有任何俸给的公职。发表文章，观点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如三人观点各不相同时，服从总编辑张季鸾的意见。这是一个有章有法的开端。从此，靠了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笔力，他们这三驾马车将《大公报》拉上了它的阳关大道。
《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续刊。发刊的第一期，张季鸾即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关于《本社同人之志趣》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大公报》从今以后，提倡“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第一不党，是说他们的报纸与中国各党派系无任何瓜葛，纯以公民地位发表见解；第二不卖，他们认识到“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因此，他们不接受任何政治性金钱补助，也不接受任何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总之，报纸的言论“断不为金钱所左右”；第三不私，报纸不为私用，而是面向全国开放，成为公众喉舌；第四“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后来的《大公报》是否完全做到这一点也很难说，可是这四条立场的提出，却不能不让人对《大公报》刮目相看。张季鸾所陈述的观点，自然也是老板吴鼎昌的观点。
作为传媒的《大公报》，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是至深至远的。但《大公报》成为了吴鼎昌通往高官的跳板，恐怕吴鼎昌自己事先也没有想到。隔着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吴鼎昌所作所为，其实可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会为自己报纸抓新闻点的人。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吴鼎昌聪明绝顶，他知道什么时候搞政治投机最合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作为“闻人”的吴鼎昌抓住“国难当头，废止内战”的话题进行了“炒作”。他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亲自起草了同盟的十条章程。他们发表通电，署名者大多为上海“闻人”以及工商巨子。他四处发表演说，并将演说稿在报上发表。蒋介石正因“不抵抗政策”面临着来自全国民众的压力，《大公报》以及吴鼎昌的炒作，客观上给了他很大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