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远逝的风景（下）
作者：张 炜
字体： 【大 中 小】
这些作品中的人可能对自己的世界有了一丝丝亲近，但仍旧被不安所纠缠。他们仍然丝毫谈不上愉快和安怡。到了1980年代，画家关于人的痛苦和丑陋的表现又比比皆是了。《裸体男子与耗子》、《裸体男子与他的朋友》、《金发女郎》——到处都是令人失望和绝望的生存境遇。
整个来看，像《室内》、《画家母亲》这一类作品太少了。在这为数很少的作品中，人的尊严、坚毅的品格，算是多少得到了认可。但这里还远不是那么乐观。永恒的痛苦一直在陪伴他们。生活对他们仍然是无解的，而他们自己则显得无助无告。
画家不是一个伟大的歌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解剖者和警示者，一个能够正视生存的勇者。他笔下毫无廉价的东西，毫无轻浮。而这些在现代，在时髦得过分的所谓的艺术家那里已经泛滥成灾。他始终关注和一直谈论的，是关于生存的严峻话题，并将它的细部拉近了让我们看。所有的画几乎全是近镜头，是特写，是局部放大，是写真。他的注意力几乎一直放在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部分——人本身。
画家笔下所展示的一切越来越让我们不安，进而让我们害怕。他凭着一个敏感的灵魂，随处都能发现生存的真相。他笔下的主角是人，可是他也画了《厨房里的洗涤槽》、《废物场和房子》这一类“无生命”之物。它们是这个世界上人的创造物，因而与人有着同样特质，有着人的血缘。真是有幸也不幸，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了弗洛伊德这样的目击者。当他指给我们真实的时候，就使我们从此不再安宁。
毕沙罗(Camiille Pissarro，1830—1903)
在印象派初期的苦苦奋斗中，有一个不可忘记的名字。但至少在中国的现代艺评家那儿，提到印象派，他们更多谈论的是莫奈，而不是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人：毕沙罗。其实他与莫奈一直并肩行走在这场绘画革命的前列。莫奈是印象派始终不渝的实践者，而毕沙罗则是一个四方求索、眼界开阔的集大成者，一个循印象派画风走向自己艺术终点的人。他时而压抑自己的个性，但又总是凭借超人的理解力返回自我，巩固并进一步完美独特的艺术。他对于新生事物有特异的敏感性，能够在其萌芽的最初阶段发现并投入极大热情。他于是就成为一个时期新的艺术和潮流的推波助澜者。
他与莫奈是那个时期相互影响的两个印象派大师。有人甚至认为：没有他们之间的彼此鼓舞与肯定，也就很难设想会有莫奈的《印象·日出》这样里程碑式的作品。他的《红色屋顶·冬天乡村一角》、《蓬图瓦兹货车停车场》等，都是早期印象派作品中成功的范例。在他的一生中，对新生事物的发现和热情首肯是令人感动的，他总能够从更年轻一代的叛逆中觉悟到蓬勃的生命力，体味到艺术于一个时代的不可更移的命运。他一生都在尝试和借鉴，在比较与领悟中，把握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他最终能够在印象派的大道上走得坚实而遥远，并愈加自信和肯定。《蒙马特尔大街》、《雨中的法兰西剧院广场·巴黎》、《干草堆》，都称得上真正的杰作。这些作品把印象派推向了极致，它们愈加完美，气势恢弘，成为一个艺术家人生经验与艺术实践的综合表达。
毕沙罗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慈悲与怜悯，对底层的情感，也是现代画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悲惨的让内》、《晒谷种的农妇》、《被遗弃的自杀》，这些作品无一不反映出他的哀伤痛楚，他对整个人类不幸的关注。比起同期画家，他更能够被贫穷和哀痛打动。他有一颗大艺术家才具有的柔软心肠：也正是这一特质，才使他一直葆有了过人的冲动与激情。这样的人是不会枯竭的，他只要一息尚存就会呼吁和叹息。他是一个时代的目击者和哀伤者，更是一个悲悯者。
比起现代艺术中的许多佼佼者，毕沙罗显得更为朴实率真。这一切都渗入了作品的一笔一画之间。他是一个勤奋的劳作者，而不是一个喧声大作的自我推销员。他脸上没有那么多招人议论的油彩。一个宽容的人，可爱的人，同时又是一个贯彻自己原则的人，这一切无论对于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艺术家，都是最为宝贵的东西。二十世纪之后，艺术家的谦逊与自卑几乎丧失殆尽，伴随他们的就常常是乖张的艺术，与情感风马牛不相及的艺术，言不及义的艺术。的确，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上，现代艺术至少有一部分成了乖戾的同义语。在今天的绘画界，人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达利式的嚎叫了。他们也许因嚎叫而成功。
可是无论怎样，我们在情感上更能亲近毕沙罗。莫奈曾这样说毕沙罗：“谦虚而伟大”。是的，这样谈论艺术和艺术家，不存在什么“艺术的道德化”，或“道德的艺术化”，而是在触及一个不变的原则，即艺术所呈现的生命——生命的质地最终决定着艺术的质地。
艺术的探索是无穷无尽的，而心灵的特质却会一以贯之。早在1880年代，毕沙罗笔下的《戴红头巾的妇女》、《水井旁的妇女和小孩》，就有米勒式的安然淳朴。毕沙罗式的温情弥漫在整个画面上，它们健康真切，散发出难以言喻的美，成为阳光下的一曲礼赞。灿烂的原野，秀美的人物，这些都在映衬艺术家那颗明朗善良的心灵。
蔡斯(WiUiam Merriu Chases，1849—1916)
作为一个出发到欧洲寻找艺术圣地的年轻人，蔡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成功者。中年以前他基本上在欧洲国家度过，并在那里受到了正统绘画的严格训练，汲取了丰富营养。当年的欧洲正处于艺术大变革时代，一批新锐人物正在动手撕裂传统。新的流派崛起，一场艺术大合唱中的多声部开始形成。欧洲贵族沙龙对这位身在异国的美国画家没有多少吸引力，而清新有力的写实主义却对其造成了深刻影响。
相对于美国那片新鲜广袤的土地，欧洲是太古老太精致了。欧洲的画风严谨深邃，结果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革，或者迟缓难行，或者突兀惊人。而蔡斯中年以前一直是从欧洲艺术中寻找自己的典范，确立自己的参照。伴随这一进程的，也只能是一种异乡客的情感。这一段历程是极其特殊的——在一个艺术家最为关键的发展时期，他多多少少脱离了本土的支援——这种支援又常常是不可缺少的。欧洲的艺术传统比起北美大陆，当然是驳杂繁复历史悠久，会让人眼界大开。不过这往往也会给人造成另外一种情形：形障而实蔽。
艺术家是一种特别的生命，他必得需要与母语同行合唱，与老乡齐生共长；必得沾染一身原生的泥土。这种困苦不堪的心灵煎熬也许是不可省略的，一个“留洋者”失却了它，即便饮尽一片大洋也无济于事。在艺术家的精神之旅中，丢失根性即丢失一切。他可以不广博，但不可以不动心——深长的牵挂与忧思。他要与自己的民族同舟共济，随车颠簸，目睹和亲历新生与死亡。对于土地，不能仅仅止于想念——即便是刻骨铭心的怀念也嫌不够。艺术家的生命需要让故土从脚部埋起——一开始像栽树——最后一直让这土埋到梢头：至此，生命与土地融为一体，完结了也不朽了。
蔡斯的作品纯熟高雅，具有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