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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法国大革命？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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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民族主义凝聚力、工作伦理日常规范、“全民动员”的监督机制和方式、“规范管理”的模式，造成了法国工业化速度加快和外贸赢余的迅速增加。它首创了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赶超计划，凭借着这样的制度形式，这一计划在当时差一点就赶上英国，取得成功。
这又对世界体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就是把英国逼上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这是通过战争，通过对荷兰的战争，英国夺取海洋霸权，确立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借此开始赚取大量的无形信用收益——商船队、商业佣金、海外汇款和投资方面的收益，通过这样的手段，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英国才弥补了不断膨胀的庞大贸易赤字，维持国际收支的顺差。那个世纪的“繁荣”就是这样形成的。与其说它证明了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胜利，证明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崩溃，不如说是恰恰相反。这个“繁荣”是建立在这样的世界体系的结构调整之上的：资本金融区域、商业区域和工业生产区域在“赶超”中达到的相对平衡、互相依赖和各区域动员能力的“饱和”，这恰好是大革命造成的。
那么，大革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一种落后地区迅速工业化的模式，一种全面动员社会的赶超模式。它还意味着第三等级代表的，类似“新教伦理”的现代社会规范的确立，正是这一点意味着现代性统治方式的重要变化。最后，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反体系”的人民运动所能够造成的体系改良。
也就是说，除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大革命还为后来提供了什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方式，我们经常会从以后的，被称为“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方式中看到它；大革命是暴烈的，但是，它提供的供人仿效的现代化方式则是相对温良的，相对公正的，权力的统治方式也相对灵巧、隐蔽。在这一点上，大革命是“成功”的。
大革命又是失败的。法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它也意味着相对温良的、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道路的失败，这是“温良资本主义”对“顽劣资本主义”的失败，它暴露了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是暴力和资本的控制，在当时，就是英国拥有的海洋霸权和金融资本中心地位。在这样的世界体系里面，温良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来说走不通，这是“共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普遍的现代性方案”的第一次破产，在那个“共同道路”破产和土崩瓦解的地方，站起来的是暴力和资本控制的世界体系——大革命以它的最终的失败，来说明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真理——丹东说的：“真理，残酷的真理。”
但是，大革命并没有就此失败，因为全世界还没有真正分享大革命的成就与光荣，大革命的道路和原则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恰恰相反，经过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由大革命所开创的“发展主义”道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也就是1945——1975年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如果说到大革命之伟大影响，甚至大革命之造福世界，就不能不提这个时期。
我们要寻找法国大革命的悠远的结果和回声，就必须从二十世纪中叶的三十年去寻找。这个结果就是：边缘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的资本援助和技术推广，福利的提高，欧洲的复兴、日本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中的“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果——最有说服力的是，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全球生产的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增长。而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旷日持久的革命的结果，是民族解放运动，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造成的结果，正是二十世纪的革命使此前备受屈辱的法国大革命恢复名誉，因为它把大革命奠定的现代性方案推向全球，——这才是大革命真正开花结果的黄金时代。
我们先看看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如何落实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民主”和“国际主义”，看看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力量”就够了：1，被称为“万隆计划”，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建设，作为行动纲领的“发展”意识形态，就是由它们提出的。2，苏联为代表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互经会”，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被称为“第三等级”原则的代表。3，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计划，这个计划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害怕工人运动和苏联、中国；第二，世界体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依赖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上。这一条尤其关键，因为正是大革命发明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社会权力统治方式和发展模式，强化和扩展了现代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不能维持，何况中心地区还需要后继梯队来消化它的旧家当。
也就是说，相对于英美，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力量”在新的世界体系里，扮演了大革命时代法国对英国的角色。当时，由于边缘地区市场的扩大，英国在推进新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国家，来吸收它那些因过时而闲置的技术。而百余年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行万隆精神的联合国在1955—1975年之间，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联合国发展计划”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谈论大革命的失败的最好时机不是二百年前，而是当下，是今天。因为二十世纪最后所发生的事件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的失败”，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失败。失败的国内原因有很多，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迅速“买办化”，官僚从上层发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革命，这突出地表明了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那个现代性方案的失败，正如福柯所说：在大革命失败的地方，才真正暴露出大革命所奠定的那些现代性原则的权力压迫本质。大革命所提供的方案，并不是一条新的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相对于合法的权力统治(私有制)来说，大革命提供的公共惩戒、公共动员的现代权力统治方式，是一种与前者互相补充的方式，这也是两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方式。
大革命方式的失败当然意味着“发展主义”和“赶超模式”的失败，但是，大革命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后果却更为戏剧性。因为现在是谁接过了大革命的剩余?是谁在利用大革命锻造的现代性叙事呢?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合法统治权，革命迫使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调整，而接过发展主义、自由主义的伟大叙事，就是它们所有的调整中最成功的地方；好像有了这样的叙事做保证，这些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贸就真的成为“非政府组织”、甚至已经不是组织，仅仅是“三级会议”、“人民公社”——甚至——是慈善团体。但是，不是的，它是权力，是垄断资本的权力，是还没有伪装好的压迫性权力。——而此时大革命的先驱若地下有知，睹此情境，却真不知该如何尴尬。
当年，康德力图在启蒙精神的遗产上创立一个“世界共和国”，本世纪四十年代以降，联合国接过了“发展主义”的旗帜；但是，今天，在启蒙精神、现代性伟大叙事、普遍的现代化方案、发展主义破碎的地方代替它们的，不是世界共和国，不是联合国，而是一个新的“三级会议”。
为了人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对这些慈善团体，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新“三级会议”有一点切实的了解，本文公开它们的某些“政绩”可谓适逢其时。这些当今世界现代性叙事的最大代表，“新三级会议”的主要政绩如下：
1.世界银行提出了，并将它的投资主要面向“私有化”的“结构调整方案”。这首先是医疗的私有化和教育的私有化(第一步总是产业化)，而这两项以“私人保险业”的兴隆为基础，换句话说，只要保险业赚到大钱，多少人病死，多少人失学，无关紧要。结构调整的后果是，医疗教育体系的崩溃，人口素质和寿命的下降，这是一项根本性破坏性政绩。而这就是它们的“博爱”。
2，“结构调整”还意味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掌管全球债务的名义，迫使那些需要生产的国家还债，将它们逼人通货紧缩和停工停产的境地。目的就是打击工人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调整”、“停滞，＼“失业”是“市场”的需要吗?不是的，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而这就是它们的“平等”。
3，国际货币基金会没有把投资引向生产领域，而是成功地引向股票投机领域，其最近的成功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谁需要汇率的不稳定和资本的无监管的自由流动呢?是生产“赢了”吗?是市场“双赢”了吗?都不是，是资本自己赢了，其余都输了。但是，这就是它们的“秩序”。
4，破坏环境。面向大工程的投资为大私人机械制造商大开方便之门，投资公路为汽车制造商制造赚钱机会(为什么不是铁路?)最近，借将中国划人“中等收入国家”，向中国“西部开发”关上了投资大门。而这就是它们的“发展主义”。
5，关于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首先，它代表的是哪一种“自由贸易”?世界规模上的真正自由贸易规则是在1975年由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名义加以具体化的。这项计划包括：a，向南方工业晶的出口开放北方市场(北方的答复是从关贸总协定中去除纺织品)；b，鉴于投资主要进入金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建议提供获取国际融资的更好途径(北方的答复是，使银行规则更加自由化，使金融投机更加容易)；c，建立技术交换的更加正常化的条件(关贸总协定的答复是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技术垄断)。——这是自由贸易吗?不，这是对自由贸易的全盘拒绝。
6，结论性的问题：wTO最杰出的作为是大规模地削减了关税，但是，贸易增加了吗?没有，因为生产从总体上停滞了。那么，生产停滞了，经济为什么繁荣了呢?但是，什么是“繁荣”，繁荣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准确而客气的说，是经济过“热了”。1975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特征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停滞和流通领域的泡沫化。资本的中心地区以下岗、失业的反生产的方式来小心翼翼地管理资本和债务，并将这一作为美其名曰：“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痼疾：对于“金钱”而不是“财富”的兴趣，对于“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的偏执，使世界完全“商品化”，使流通领域压倒生产领域成为资本战略的必然，如今这样的趋势达到了新的阶段，这就是流通领域的泡沫化。在生产的长期停滞背后，是股票、房地产、影视、投机性贸易的膨胀，它制造了虚假的繁荣。——而众所周知，这种“繁荣”却并不是没有边界的，萨米尔·阿明说：“五十年足够了!”——是的，也许不要五十年。实际上，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暖昧的时期。1975年世界体系结构的变化和调整适应了生产领域的停滞和流通领域泡沫化的资本的战略，这就是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不结盟运动的边缘化，“七国集团”对联合国作用的代替。在经过近三十年的世界生产停滞和资本的泡沫化炒作之后，世界结构的变化和资本战略的胜利使南北距离绝对地扩大了，更使民族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绝对地扩大了。正是生产的停滞和资本的运作和炒作无可挽回地制造了世界分裂，但是，也为种种反抗运动准备了雄厚的基础，然而，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由于革命的全球性失败，由于“发展主义”的失败，由于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现代性权力结构规则的破产，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反抗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摩登者说》、《锁链上的花环》等。
参证文本：
朱学勤谈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
日前，学者朱学勤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认为：从近代社会制度试验与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比而言，可分为英美为一对，法俄为一对，双峰对峙，二水长流。
朱学勤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两对中的“传棒”与“接棒”，都是在战场上分别完成。1783年，英国在战场上失败，却把政治传统的接力棒传给了它的对手美国，后者把前者开辟的宪政方向推向深远，制度文明走得更远。
无独有偶，1812年，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帝国，也是被沙俄领头的反法联盟打败的。就在沙俄军队占领巴黎期间，哥萨克骑兵席天幕地，放马香榭丽舍大街，这支军队中的青年军官则为法国革命的炫目色彩所激动，寻访让·雅克，卢梭的浪漫遗迹，下马接受被占领国政治文化的洗礼。再加上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强迫俄国脱亚人欧，实际上是脱亚人“法”。这样的俄国在战场上打败了那样的法国，实际上是打败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接过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进革命传统。1812年的胜利者回国不久，果然发动俄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运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此后前仆后继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法国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业视为法国革命的接力赛。
最早发现英法对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一百五十年前，托克维尔就发现英法两国相互在暗中偷窥，悄悄较劲，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决定此后文明的命运。我顺此思路，发现还有后来一幕，即他们的接班人都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在战败时把手里的历史大棒传给了胜利者。那么，这两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通俗地说，问题可能从人性基本假设开始。英美这边要暗淡得多，具备所谓“历史的幽暗意识”。他们至多只能想到这一步：“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需的；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他们不敢碰，更不敢设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运动或文化革命刷新之，彻底改造之。他们至多只敢在制度层面用心，铺陈“繁文缛节”，以监督掌权者人性之恶。
法俄这一边，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后都是“敢教灵魂换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间也就能建天堂。倘若建设人间天堂的革命进程遭到阻抗，则阻力必来自最终根源人性中私心之蒙蔽。
英国在革命前只有一个弱启蒙启蒙人的理性，是为了认识人之理性局限，人之本性无奈；美国革命之前则几乎无启蒙，1787年宪法并不是来自革命前的启蒙成果、国民性之改造，而是建立在承认并肯定社会各阶层利益分殊，在此基础上摸索黄仁宇所谓“在数字化上的管理”。而法国革命则不然，之前不仅有强启蒙，而且是长启蒙，启蒙是为了认识理性之无限，人性之至善。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无审美，充满妥协，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论，从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则尽可能不触发社会革命，已经进入社会革命，则万万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灵魂深处的命。英国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结束，所谓“宗教容忍”，在那个时代几乎是“精神自由”的同义语。美国革命则在宪法中规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彻头彻尾的政教分离，政不归咎于教，教不归结于政。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法俄则不在制度层面用力，而是绕过制度，直逼人性，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刹戏”。早在中国“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搞过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国人把他们的雅各宾专政的深入发展，即称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断头台疯狂起落，罗伯斯庇尔论证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
朱学勤认为，法俄革命对中国影响颇深。他说：作为文化大国，这一国家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过剩，自然向文学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学问政，不耐制度层面的积累和坚持，将初创共和起步阶段的一时曲折归咎于人心蒙蔽，逐渐发生文化决定论，产生文化革命的冲动。始作俑者可能要数梁启超，所谓以小说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说，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继起者有胡适，“新文化运动”把注意力从政制转向文化，悲情可悯，但也有糊涂之处。
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太少。走到这个时候，它已经离法国的大门不远了。故而陈寅恪在那时就说：“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1992年版第7页)
以文立国，中、法如出一辙。愿闻其详者，可参阅托克维尔名著《，日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一个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过剩，除了谈文化，什么都不会，于是只能在产生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面上是呼唤文化革命，强化文化之重要，实际上是强化他们的文化优势。要这么多文人离开文化话题，那就无异于让这么多人流离失所，谁也不忍心。
由此，中国一旦启蒙，必然是强启蒙、长启蒙，而且总是观念第一、人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变成革命文化第一。将这一历史单元里中国发生的灾难全部归咎于文人好谈文化，与基本史实不合。文人之外，还有多少强暴因素插入?当有更多文章可说。但是，从今日可以总结的内部教训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学干政，或虽不是文学青年，总不脱以文化论政，以文学问政，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
(肖斌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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