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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法国大革命？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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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正在流行的现代性叙事的“普及版”，今天是以一系列叙事构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无论是回归传统“文化秩序”还是“上帝的秩序”、“自然的秩序”、“历史理性”都一样)，经济自由主义(按照财产和产权重新恢复划定社会等级)，政治改良主义(建立由科层官僚和经济新贵族联合执政的“精英政治”)，而在历史流域，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个现代性叙事普及版最突出的部分是对所谓“英美式现代性”“普遍价值”的讴歌与“法国式现代性”的离经叛道的“错误道路”的批判——但这不是对现代性的差异性的认识，更不是什么对“区域性差异”的认识，毋宁说这是建立在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极权主义”本质的批判之上的，确切地说，它不过是当代保守政治幻觉、一种集体“政治无意识”的表现；或者说仅仅是把既成现实转变成某些知识分子的主观意识，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不过是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当代历史的注解。这种叙事提供了关于秩序、规范，关于资本、财富，关于精英贵族开明专制，普遍的现代世界历史道路这些当今最为时髦的词句，而联起来却不过是宣告：一个“私有财产”和“资本”支配的，“精英”统治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已经形成，而且降临在我们头上，在它背后却是“世界大同”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性方案的破产。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当代政治无意识的历史表述。它通过把欧洲的一部分(法国)及其特定历史(大革命)边缘化和“第三世界化”的方式，通过把欧洲的这一部分“排除”出去的方式，来维护一种主流的、普遍的、共同的现代性方案和现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批判暴力”的姿态，删除的是现代世界进程中的暴力压迫和反抗斗争，以一个勉强的“权利——契约”范式，掩盖现代性结构的权力本质。
　　这种解释基本上是重复了伯克等人对法国大革命、对历史的道德化理解，并不奇怪，他把革命解释为“法国文化热病”使然，这种“文化品格”里最坏的东西据说是“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浪漫主义”和“社会平等的乌托邦”。于是，在这种解释看来，当时的法国好像只存在激进主义而不存在欧洲最保守的贵族资产阶级，只存在文化浪漫主义而不存在最终奠定了欧洲科学精神的理性精神，只存在愚昧的平等和平均主义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精英观念。但是，即使我们沿用这样的思路，从“文化”角度考察大革命氛围中的法国，不难发现，在当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声音是后者，而绝不是前者，恰恰与英国相比较，情况就更是如此。
　　实际上，这样经不起稍加分析的论证，不过是通过“反过来论证”的方式，暗示一种好的、必须被“普遍化”和“普及化”的英国式的文化品格：政治保守主义、科学工程学、管理主义和贵族统治的社会。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样的一场“文化的革命”掩埋了历史的研究，悄然获得思想的垄断意义，它不像某些评论家所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反革命”，而恰恰是一种激进的、乌托邦式的“反历史的普遍主义文化大革命”及其叙事。这种观点以文化的优劣来解释那场二百年前的革命，目的却是为当代保守政治涂抹一种勉为其难的大众文化口红。
　　我认为，问题的焦点也并不在“革命”还是“改良”，“激进”还是“保守”，而在于如何解释历史，如何理解现实。是把现代世界历史进程描述为暴力、压迫、反抗、斗争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形式的演进，还是用一种虚构的普遍性叙事勉为其难地粉饰、掩盖真实的历史，从而为现实的权力结构提供温文尔雅的合法性。这就是当代中国普遍的现代性叙事、“共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维护者，与现代史学界的“区域研究”、“赶超战略”的倡导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我看来，后者虽然没有从总体上怀疑过那个现代性方案，但是，它毕竟质疑了这个方案的普遍性，因而，它对现代进程的权力本质的理解更接近真实。
　　历史学界有价值的研究就是这样逐渐被遮蔽的，就是这样最终与政治权威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合流的。这是一种“温柔的遮蔽”，一种文化策略性的战略性消解；历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现的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发现的国家、革命、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被“文化界”的普遍主义的流行口红，温柔的小手涂抹干净了，正像“第三世界”、“亚非拉”对于普遍的现代性叙事和现代化方案不具有典型性一样，“法国道路”对欧洲的现代性传统也没有普遍性。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里不是英国模式代替了法国模式，英法对比只有隐喻的意义罢了，不是的，实际上是“权力／反抗”的真实历史进程，被“权利／契约”的闪烁其辞的解释模式所代替，实际上是：勉为其难的“文化现代性”普及版掩饰了真实历史中的暴力、压迫和斗争。这才是实质。
　　现代性叙事的普及版和通俗版正是从法国大革命这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支文化口红没有那么昂贵，但是它很合二十世纪后期世界政治秩序变幻的时尚，于是它流行，从西方到东方地被不断流行和复制，但是，华勒斯坦和许多人的研究指出：这只文化口红效果不佳，对真实历史来说，它是假货，是赝品。
　　我简要地介绍一点华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中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我的归纳中还结合了福柯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著名论断，解释的重点在于，它辩证地批判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而且结合它的历史，分析了现代权力统治形式的重要变化。它使现代性普及版叙事中那只屡试不爽的文化口红黯然失色。
　　首先，按照这一解释，大革命绝不是背离、否定“英国式道路”的结果，而恰恰是过分仿效、追随英国式道路的结果。这部伟大戏剧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个事实是：在革命前的法国，英国的一些“范例”要素引起注意与钦佩，因而促使法国迅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范例”要素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英国贵族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加强。毕竟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贵族身份具有极大作用的国家中，在现代延续最为长久的国家，正是英国，它是具有许多现代资本主义象征意义特征的中心地带。
　　罗伯斯庇尔本人对此已经有了很好的论述：“因此，正是法国的法官、贵族、教士和富人给了革命最初的动力。只是到了后来，人民才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上。”我们在理解“英国道路”及其对法国的影响时，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的贵族化，即贵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空前加强。
　　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怎样加强的呢?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的。这无论在英国、在法国都一样。贵族利用特权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获利方式，新富利用金钱取得贵族身份。贵族远不是封闭的，而是“过分开放”的。政府急于加紧把以前的权益迅速转化为“财产权”，封建权力不仅得到生存，而且通过把“权力”转化为“权利”，更加繁盛。《自由宪章》没有出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词句，那是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正如布洛赫很早就指出的那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特权在经济方面重新发挥了效力。要找我们今天熟悉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历史原型，那么它就在这里。
　　所以，“权贵私有化”、“激进私有化”，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必然发生的东西，而需要解释的只是：为什么偏偏在法国发生了一场农民捍卫“村社公田”和“公有制”的革命，结论只能是法国的“权贵私有化”和“激进私有化”程度太过分了，因而引起了社会反弹。为什么法国的私有化进程太过分了呢?这又恰恰是英国的压力，以及过分追随“英国式道路”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始终是与“专制”、“公有制”、“私有制”这三个范畴缠绕在一起的。按照某种解释的逻辑，私有制不会造成专制，因为私有制天然代表“自由”，而公有制天然代表“专制”，革命使公有制成为可能，所以革命不是反抗专制，而是专制的起源。——实际上，没有哪种逻辑比这种逻辑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了。
　　私有制不会造成专制吗?在大革命时代，正是剧烈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即贵族资产阶级面向资本主义改革的土地兼并，损害了农民的“村社公田”，才使得改革转向了革命。其中受到资本主义运动损害的农民的“反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保护运动在这种转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爆发的年代离市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社会保护运动还很远，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时间上更远些，但是，这场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宣告，私有制的极端形式：贵族资产阶级的特权掠夺式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宣告“英国道路”不再适用，现代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在绝对私有制和贵族新富精英统治方式之外，寻找新的权力统治形式——无论这种新的统治形式怎样，它都必须能够更广泛地动员社会，或更有效地控制社会，于是无论如何权力统治都必须采取更为“合理化”的形式，甚至借助“公有制”的旗帜。
　　而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辛亥革命也是这样。这场革命也提出了“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的具有强烈“公有制”色彩的口号以及“共和制”的制度理想，如果我们说“公有制是专制的起源”，那么“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专制的起源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公有制色彩的口号，针对的是晚清贵族精英主导的，面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和“新政”，这场改革同样导致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运动，这个权贵私有化的激进改革和“新政”在中国最后一个代理人就是袁世凯，他是“权贵私有化”运动在中国的第一个突出代表，是英国式贵族精英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第一个实践者，作为“开明专制”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总统，他又为当时的“英国顾问”和“英美派人士”的“英国道路”理论推向皇帝的宝座。我们毕竟不能忘记的是，袁世凯与其说反对私有制，不如说是“天下为私”、“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大胆实践者，他非常赞成“经济自由主义”，他的一系列“重商法令”是“枪杆子里面出市场”的经典，他反对的不是英国道路“君主立宪制”，只不过是民主共和制度而已。而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都宣告了“私有制”的最极端形式：权贵私有化、贵族资产阶级的特权统治形式不再合法。但是，革命的确没有终止现代权力统治，而是创立了现代权力统治的新的形式，“公有制”和革命曾经是反抗专制的旗帜，在这样的旗帜下，同样也形成了新的现代权力统治形式。这种新的权力统治形式不能单纯从君主身上找，也不能单纯从“人民”身上找，只能从“权力——反抗”的夹缝里，才能看到现代权力制度的这次重要而精密的调整方式。
　　具体历史中的大革命实际上是由互相缠绕的三件事构成：
　　一，“第三等级”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统治代替了脆弱的君主立宪统治，标志着现代权力统治形式由君主立宪的合法统治，演变为日常行为的规范性统治。第三等级革命的对象不仅仅是贵族，而且特别是“懒汉、游手好闲者、戴长发涂脂粉者、放纵享乐与妓女有关系者，一切不工作者、不爱国的人”。这才是一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权力统治方式的调整。为了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把国家凝聚起来搞发展、搞赶超，君主立宪的统治方式是不够了，它需要一种规范所有人日常行为的禁欲主义的道德、一种工作的伦理，这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公民伦理”与日常规范。朱学勤先生曾经生动地把法国大革命称为“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但是，这里却是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道德理想国”的诞生。它标志着现代权力统治方式的重要转化，后来以及今天，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那种现代工作伦理，那种现代性规范，就是通过大革命的“道德理想国”确立的。这就是所谓，法国革命推翻了王权，但奠定了最绝对的、新的王权统治形式：“人民王权”、“人民主权”。
　　二，革命所造成的公共秩序的崩溃，足以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引起第一次重大的反制度(即反资本主义制度)运动——法国的“人民运动”。就运动本身来说，它当然是失败了，但这次运动也一直是后来所有反制度运动的精神基础。这倒不是因为法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恰恰因为它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在英国制定的包括《济贫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方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害怕革命。因此，大革命不仅创立了国内的民主，也创造了国际的民主。当然，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大革命如何改变了现代权力统治的国内形式和国际形式，代之以国内和国际的新的现代权力体系。大革命时期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力量调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意味着贵族资产阶级主宰的“英国模式”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独立发展了另一种新模式或者区别于英国的“法国”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是在英法两国之间的互相影响中产生，并先后实践了的。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世界经济体中，正在进行的结构性变革的回应。在这时期，英法竞争的关键在于两国都自动地作为对立面，卷入了革命之中。为什么当时贵族资产阶级开明君主立宪的方式需要调整?这是因为当时的“贵族”(与资产阶级很难区分)不但不是拒绝“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反而在于，他们的“开放对于保持秩序的稳固已经太过分，而对于促进该世纪的繁荣需要来说，又过于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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