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
作者：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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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面向未来？首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当然要从当前的问题说起，甚至一开始也只能是“初级阶段”，不能因为一讲和谐就没有社会矛盾了，就马上解决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了，用鲁迅当年就说过的话，不管你多么愿意，总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就飞起来，所以，我们还不是“腾飞不腾飞”的问题；其次，要拿自己和别人对照着说（因此要对外开放），但一说对照就有一个以谁为基本参照的问题：是以英国为主线（包括英美或欧美），以那个发展道路为最基本的参照呢，还是其他的社会也可以作为参照？比如，我们今天脑子里很少有“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了，一说就是“ 发达国家”如何成功，而很少去看包括我们旁边的泰国、印度等，更不用说非洲了。当然我们也说日本加“四小龙”，据说是“成功”的，但是它们其实是美国为主战后经济—政治—军事大格局里面长出来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有很多的很特别的原因，也基本上是不可重复的，比如日本战败由美国军事接管，接着变成冷战的“前哨”、 不沉的“航空母舰”，而“四小龙”在很大程度上，是搭在那艘船上走下来的。中国大陆那么大，能搭谁的船啊？不但欧美把你作为“敌手”不要你搭，苏联如何呢？“一边倒”也不成，只要你还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人家也就撤了。如果看看战后的拉美和非洲、中东，没有几个是成功的，反倒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依附性。最后，不论如何参照别人，最终还是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走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所以也不是机械地“接轨”不接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带（政治的和文化的）偏见，看看中国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叫“中国特色”也好，“初级阶段”也好，它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是最基本的事实。
而对于这个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实践，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没有认真对待。 现在提出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概念，就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具体实践”、“延安道路”，改革以来提出“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一样，不应该把它们简单理解为一个个政治口号甚至说辞、套话，在学理方面，这本来都是可以很有内涵也很有得可说的，因为它们都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模式。而且，它们也不只是对现实描述，它们其实也有可能变成分析性的概念，用在我们这儿它们更有阐释力和生命力。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究竟我们的学术界，这二十多年来在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有没有拿出分析性、解释性的东西？本来，“小康”、“和谐”这些概念，不只是口号和目标，它们也可以变成分析性的，再用它们来说中国当下的事，就可能完全有不一样的认识和叙述。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实际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这里发生的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潜藏着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如果类似于“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些概念也变成解释性、分析性的概念的话，再用它们来看我们的经验世界，就可以看出，“中国”真是不简单。（3）
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科学，不是简单罗列一些谁都知道的问题就算是“发现”了，也不是再把这些问题用现存的（以西欧加北美的经验为基础的）概念理论套一下就算是“分析”了。极而言之，如果我们所罗列的“问题”，是连开出租的小伙子和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的“常识”，或者，我们所说的“问题”既不如媒体来得快，也不如统计部门来得准，更不如在第一线的各级官员理解得深，然后我们就拍脑袋开“大力丸”：大力发展经济，大力解决三农，大力改革开放，大力加快城市化；或者，如果我们一看到这问题那问题（有时候确实是“问题如山”），就认定我们这不如人家、那不如人家，就只剩下一条出路（比如说英国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可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了它我们也只好去征服自然、损害他人，污染环境也是合理的，差距再大也是合理的，再糟糕的事情也能被合理化。其实呢，最糟糕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合理化的，比如侵略，你怎么合理化？现在还有侵略，打着各种幌子，谁都清楚那是胡扯，无非是强权和利益。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已经轮不到我们去侵略了，甚至轮不到我们去殖民，连移民也不行。不是讲人权吗？人不是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点不是有迁移的自由吗？你十几亿人往哪里迁移？别说十几亿，一亿也不行，一千万也不行。说是自由市场，恰恰市场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是不能自由流动的。于是，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也包括自我消化矛盾、内部解决差距，环境的破坏，福利条件差，等等，要在这个背景下来说明，因为已不能再走内部矛盾向外部转移的老路，自己不兜着那怎么办？在很大程度上，“内卷化”（involution）啊，“大锅饭”啊，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消化的过程。而如果按照最基本的西方经济学理性算计，中国是养不了这么多人的，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怎么分析也是弄不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一亩三分地怎么能走到今天呢，早不是自我破产就是侵略他人了，不是动荡破产垮台就是杀出去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了。怎么没有垮台，也没有杀出去？包括一次一次危机和“警戒线”。（4）
相反，倒恰恰是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孕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包括我们为之骄傲的江南文化。为什么几百年来，江南一带人那么多地那么少，却会发展出这么一种高度文明，滋生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而那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过密化的、人多地少的，如果按照个人单位投入产出效益算的话，就那么一点点绣花田，一家兄弟三个，一个人种亩产五百斤，两人是八百斤，三个人也才一千斤，按照投入产出算，边际效益是递减的，是越来越不划算的。但如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呢？全家七八口人要吃饭，兄弟仨都去种粮，一个人种粮只有五百斤，两个人有八百斤，三个人就有一千斤粮，按全家来算，这就是划算的。如果这样看区域发展也好、地域文化也好，包括多种文明形态和整个中国的人多地少历史制约也好，恰好孕育出一个互助的基础，不是道德上好不好、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观社会条件就孕育出家、族、团、队、社、群这么一些东西。以前叫礼俗社会，伦理为本、家庭为体。
我们今天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用两个好听的字拿来摆摆弄弄，而是要探索有没有可能重新进入到一个分析的框架里头。当然，说建构和谐社会有很多现实的依据。新的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有五个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与乡，东部与西部，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不理顺就不协调、不和谐。为了建构和谐社会，除了决策上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在认知层面上需要做的工作。“小康社会”也好，“和谐社会”也好，究竟什么是“社会”？它究竟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还是类的概念、集合的概念？人是合群的动物，它既是生物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把社会简单还原为个人的，更不只是“经济人”，不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这里其实无所谓中外、东西，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但老子、孔子明白，亚当·斯密也明白，更别说马克思、布罗代尔了。因此，看一个社会如何，除了看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润外，还要看社会的互信、亲情、安全、凝聚、秩序等，这是整体上才存在、才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在互相发生关系而组成一个社会（或一群人）时，才有这些东西可言，反过来说，也只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不是鲁宾逊，马克思说过，鲁宾逊那样是无法生存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互相关联，才产生一个群、队、社，群与群才发生关联。一旦把一切还原成个人，其实反而曲解了这个社会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