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逐红叶于海岛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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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2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提起茉莉会，他不在意地说：“他们让我讲一次过去的事，我没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想，他倒不像是闪烁其词，他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肯德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的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末节小事。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震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所有那些，要等到下一次。
而下一次，就是我们的诀别。
3
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草、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经营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
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鹒的心意，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我猜，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何况——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
“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人呀，对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你听说过文艺座么？”
我不自信地说：“知道一点。俳座什么座的，像是左翼剧团？”
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对呀。就是那个。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是文艺座的。是女演员。所以他们说，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哼！”我问“他们“是谁，但一瞬间他似乎只忆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没思想！……”
我追问：“您是说，那时候的右翼有思想么？”
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岛浪速。由于这名字和另一个可称臭名昭著的人名列在一块，使我刹那间对老头顿生怀疑。
他慢悠悠地说：“我曾经在川岛先生家住过半年……”
他那川岛先生的满洲养女，是名声刺耳的川岛芳子。那是一个恐怖时代的女人名字，在资料中，那女人疯狂而病态，是日本侵略大业的帮凶。
老头嘿嘿一笑：“在中国她的名声不好，对吧？她——不行！”
他是说川岛芳子不值一谈。但我还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读过的川岛芳子，我甚至感觉严峻。您还和川岛芳子有共同青春地点呢！我心里想。
但是，那时的我，已经多少见识过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岛浪速和他的同时代人，未必只是些简单的疯子狂人。宫崎滔天、大川周明，那个时代的日本右翼，一个比一个复杂。我在脑子里搜寻着一些碎片的印象，仿佛回忆一部忘记的旧电影。在那些碎片之间，藏着某种门客弟子的关系。
“在川岛家做什么？扫地干杂活吗？”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描绘的川岛家，使我如身历其境。我好像一眼瞥见了一幅中国古代的门客图。我笑着，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好像一个问题不觉间突然推至眼眉之前，逼人正视。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民间人……总之叫作关东军情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