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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城市空间的性别魅影

作者:张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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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雄性步伐踏过十九世纪,留给世界的壮阔脚印就是现代大都市的兴起。一个个语义繁复的超级空间在工业与商业的双重护卫下,都市之花开遍大地。人们在这超级空间里进行密集而规模庞大的生产、交易、消费,在一定程度,大都会是理性主义的终极胜利,同时也是其终结者。笛卡尔式的“我思”被城市表述为“我规划”,“我在”意味着城市又在其反转面成了人的“客体”。于是进步原则被人体验为神话,启蒙主义受到质疑,现代化被体验为现代性,这些幸福与灾难、便利与冲突、创造与摧毁并行不悖的逻辑,把现代人弄得神色慌张。“规划”成了“复制”的同义词,规划成为城市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尤其在当代中国的造城运动中,规划不仅丧失了最初“我思”般的绝对与傲慢,因为专业及其理性中心主义的退却,不仅是理性自身的溃败——后现代来了,而且在中国语境中,城市是权力博弈的复杂织体,对城市功能的区隔设定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更重要的是权力谈判的话语要塞,有人喊出“少点规划,多点规则”的口号。规划游弋在资本、政府与公众之间,规划的幽灵形象是在场的缺失。一座座在规划之中而又极度缺乏规划感的城市出现了。
  但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不管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特定的地点被体验为场所,在特定的时间被体验为场合。当我们说人与空间的时候,人好像被抽离出空间之外,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人们不能克服地心引力一样。对于都市人而言,空间无处不在,空间是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空间与生命是一体的。城市文化的属性是空间性的,乡村文化的属性是大地性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生产,是作为拓展生命边界的努力开始的,因为人们已经难以区分到底是先有了交易所才有了金融活动,还是先有金融活动才有了交易所一样,空间在定义人们的社会行为,同时人们对空间的需求,刻写在城市的面容上。现代人精神结构的变迁,体现在对新空间或者理想空间的诉求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是欲望的产物。在人们的欲望版图上,出现了城市功能的割据态势,于是商业城市、金融城市、工业城市、旅游城市还有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城市,星星点点,散落各处。
  功能主义的城市类型学,引发了城市人格分裂症,从规划那里丧失的也必然得从规划那里挽回。作为修复的权宜之计,在消费逻辑的支持下,一种独特的同时满足休闲、娱乐与购物需求的“多元”空间出现了,她点、线、面杂糅,她强调空间感,并引入时间语汇,在这里时间被体验为漫步、行走、闲逛、驻留、观望以及发呆,她无身份、无等级,她朝向任何人任何事,她是事件的现场与证人,她看见幽会、等待、离别、欢乐与孤独,承载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她语义混乱、自说自话,她还瞻前顾后,左右逢源,她发散一切又吸纳一切。与封闭式的巨型商场不同的是,她还允许天空与大地抛头露面,她怂恿矫情的都市人去怀旧,她将乡村经验中的无所事事和乡村的慢,嵌入繁忙都市的钢筋丛林,她就是步行街。
  
  步行街的前世今生
  
  一、原始意象
  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被专业术语描述为尺寸、节点、立面、距离、颜色、材质、感光、功能、模型等等,但人其实要得不多,要的只是呵护与交流。从空间人类学的角度看,对空间的原始记忆来自子宫意象,生命的第一空间就在那里。子宫不是单纯的载体,不是物,不是被物化的客体,也不是现代化进程中被他者化的城市,子宫意象意味着人与空间不离不弃、相互依存,相生相长。两千五百年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是王妃米拉米斯乡愁的产物,这人类最初营造的瑰丽空间是用来眺望的,王妃在这里可以眺望她的故土波斯。
  尽管古城起源与权力的炫耀相关,但安全更能体现其基础需求。城墙是人类安全本能的护栏形象,同时也是人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的标记,因为城市的出现,激发了人的交流需求,在城市这一聚合型文化界面上,人就成了高度符号化的动物。人们在涌向城市,生产符号并进行符号的交流活动。城市主题的演变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变迁过程,从王权、宗教、工业、商业到消费,每一个阶段都矗立着一个欲望主题。城市是欲望发生的场所,更多时候,人们像回避性问题一样回避空间问题,人们只关心欲望的造型术——建筑,称之为凝固的时间艺术。空间被时间所统御,这是为了便于计算进步的尺寸——进步是一个时间概念。对空间的选择性遗忘,是现代人及其近现代理性主义的哲学伎俩。城市是欲望的造型竞赛,而安放容纳欲望的空间被造型取代。空间原型的母性特质是混乱无序,包容万象的,空间既是中介又是本质,这母性的形象被城市化进程的父亲形象所遮蔽。身份可以修改,血统可以孱杂,意识可以转变,空间永远是敞开的,开放的,她能改变形状让我们出去,又能打开一切让我们进来,但造型不是这样,城市不是这样。
  由于交通的发展,城墙被拆毁,护栏取消,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人心的护栏越筑越高,城市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囚禁标记。作为某种修复的替代性方案,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缝隙让街道杀开一条血路。道路留给机械交通工具,而街道留给了人的双脚。街道是铁血工业主义的模糊地带,像毛细血管一样纠缠蜿蜒。来无踪去无影的街道,是感官的流放地,是直觉的残留物,是人们无意中安置肉身经验的场所。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将现代知识分子的肖像,描画在街道上。那些在街道上无所事事闲逛的人、颓废诗人、躲避债务的小说家、贼一样慌张的革命党人、流浪汉、身份不明者,将现代城市的内在肌理与内在精神,记录在了他们的视网膜上。他们是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产物,同时又是这两者共同的弃儿,是时空错乱而对此又极其敏感的倒霉蛋。本雅明正是在十九世纪末,巴黎大都会的街道上,这唯一残留着肉身气息的场所,捕捉勾画现代人的精神谱系,因为他固执地相信: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
  
  二、女人解放与上街
  当男性知识分子可以满大街闲逛,他们像一个个精神便衣特务,记录下了现代城市的精神罪案的时候,女人们的主要活动空间依然是家庭。启蒙以来的现代政治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政治学家是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师,因为他们对空间也十分敏感。但街道的出现,在女人这边,依然是一个引诱者的形象,与商品的繁殖与堆砌一道,与其说是商品渴望女人,不如说是女人按捺不住对街道的向往,她们近乎私奔般的,走向了街道。
  依然是最本能的感官诱惑,而不是本雅明式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时间焦虑症,女人出现在街道上,让政治学家们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规划企图基本失灵。女人解放首先并不在天赋人权的框架内,因为启蒙思想家在说这个词的时候,他们脑子想到的只是男性公民。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苏州城,人们在计划修一条环城街道,于是在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官府无能的吵吵闹闹中,街道最终还是修好了,这也许得力于没有多高政治素质的规划师以及道路工程师们。因为新街路面的新技术含量,她比中式街道更平整干净,更适合三寸金莲的行走,女人们纷纷走出闺阁,散步成了当时最流行的风尚。
  女人最初上街,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同样相似的是,街道解放了女人的步履,她们必须得走出去,走出去不管是干什么,都是最关键最基本的解放。十九世纪中叶,当时中国的市民杂志《点石斋画报》慌了神,看见女人们遭男人围观,认为有伤风化,该媒体呼吁家长们要看管好自家的女人,别让她们到处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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