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班主任》的前前后后
作者：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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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随着杂志发行，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出版社的同仁们也都为我高兴。我当时和大家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头还不叫刊物，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我趁热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爱情的位置》，电台也马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人都很快站出来支持。到1978年，涌现了从各种角度控诉“文革”恶果的作品，那年8月，上海《文汇报》用一整版刊发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在《班主任》面世后半年发表的作品，使得那股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符码：“伤痕文学”。当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伤痕文学”作品还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宗璞的《弦上的梦》、郑义的《枫》等等，广泛流传，大受欢迎，但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称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仑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煞）；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大陆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她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三十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7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现在一些年轻人总以为“四人帮”一被捕，就可以说“文革”“坏话”了，实际上在那以后仍有人因为“恶毒攻击文革”而被判刑甚至枪毙，1981年中央的这个决议才算正式否定了“文革”，但从那以后，这个《决议》还常被人有意无意地淡忘）；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虽然我的写作已然边缘化，但从不违心，袒露个性，褒贬由人，自得其乐。到眼下，我在海内外已出版的个人专著，各种版本加起来已达一百六十四种，此外还有八卷文集；我这三十多年里也摔过跟斗，有过不小的挫折，但我毕竟穿越了八十年代，穿越了九十年代，把我的创作跨越到了二十一世纪。
刘心武，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班主任》、《风过耳》、《钟鼓楼》等多种。
参证文本：
《班主任》（节选）
刘心武
……四点二十左右，干部会结束了。其他干部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张老师、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
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教学题时，为数学老师所熟悉、所喜爱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宝琦——见面的“号角诗”。
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已经全部落实。男生干部们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英雄”，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他既别好奇乃至于敬畏，也不能歧视打击，大家要齐心合力地帮助他。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或者是出于赌气，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们不受宋宝琦欺侮；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消极躲避只能助长他的恶习，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进行教育，才能化有害为无害，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红的“号角诗”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让我们的教室响彻抓纲治国的脚步声！”
当石红的“号角诗”快要写完的时候，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张老师把摊在桌上、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敛。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谢惠敏提议说：“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积极分子们也参加，摆出这些东西，狠狠批判一顿！”大伙都同意，张老师也点头说：“对，要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