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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8年第3期

《班主任》的前前后后

作者: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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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曾想,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突然出现了矛盾,还闹得挺僵。
  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
  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
  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没看见过这本书,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辩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
  谢惠敏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她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激烈地质问说:“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谢惠敏最亲近的人当中,有人及时向她点明: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那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这一点。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并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但谢惠敏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形成的习惯——把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什么又会有某个新电影上演啦,电台又播了个什么新歌呀这样的同学们,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在前几天,她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正想拿来上交给张老师,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说;“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结果两人争吵了一场;后来她忙着去团委开会,倒忘记向张老师反映了,没想到今天张老师竟比石红还要石红——亲口否认这本外国“黄书”不黄!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细琐冲突来。于是,往常毕竟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噘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
  这时候,石红写完“号角诗”,正准备给张老师和谢惠敏朗诵,突然听到张老师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她这才知道那本破书原来就是《牛虻》,赶忙凑拢谢惠敏身边去看,谢惠敏大声质问张老师的话刚一出口,她便热情地晃动着谢惠敏胳膊说:“别这么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石红早就想找本《牛虻》来看,一直没有借到,所以她从谢惠敏手中拿过书来翻动时,心里翻腾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儿?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牛虻”究竟是个啥样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吗?……当她把破书还到张老师手上时,不禁问道:“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谢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对谢惠敏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它算作“黄书”,但是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对谢惠敏这样实际上还很幼稚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
  想到这些,我们的张老师便把破旧的《牛虻》放入书包,和蔼地对谢惠敏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吧。看,快五点了,咱们赶紧听听石红写的‘号角诗’吧,听完分头按计划行动。”
  石红念的诗,谢惠敏一句也没装进脑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课桌上的那些斑驳的树影。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张老师,可张老师对这样一本书的古怪态度,又让她不能不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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