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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军事因素
作者：张 春 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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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军事情况颇为紧急，中共中央建议张学良公开成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军事组织——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稳定西安方面之军心，做好迎战准备。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南下，“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主力由潼关进”，而张、杨内部又有许多不稳定成份，南京又在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3]
16日，国民党又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会议，作出《关于讨伐张学良之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由国府立即下令”；并宣言“政府为整饰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伐讨，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各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４]次日，又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三人立即通电全国就职，南京政府出兵西安的行动准备就绪。其实早在15日，何应钦指挥的中央军已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南京方面的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毁房上千，炸死军民数以百计。形势对西安力面越来越不利。不击退中央军的进攻，西安事变的要求就无法顺利实现。
为支援张、杨部队，预防南京政府“讨逆军”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向宁夏盐池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钳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任务；准备在“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到达西安的中共代表团，立即与张、杨等爱国人士进行磋商，统一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原则，并确定由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正式形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随后，决定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以一部分兵力抗击和钳制由天水地区向西安进攻的顾祝同西集团军；集中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同由潼关方向西进的刘峙东集团军决战。
12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同张、杨商定的计划，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由环县、盐池、定边地区立即南下，准备配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讨逆军”展开决战。23日，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马鸿逵钳制胡宗南军等部，待其由大水坑等地南移时，由其翼侧平行追击。
早在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进行谈判，达成了“六条协议”；蒋介石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同日，“讨逆军”开始后撤，追击军亦停止了追击。
西安事变是军事政变，必须面对强敌的进攻，张、杨二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东北军、十七路与红军结成“三位一体”军事同盟，进行严密的军事部署，积极应对何应钦的“讨逆军”的进攻，无疑是西安事变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四、事变后，“三位一体”积极准备应对中央军的进攻，是蒋介石未敢贸然开战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后，“三位一体”军事同盟积极进行备战，周密部署，应对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使得蒋介石不敢轻易下令对西安开战。战争阴影又一次飘散，为抗日战争积蓄了力量。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随即国民政府调集5路大军近40个师向西安进逼，内战阴云再一次笼罩陕甘上空。面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西安军民义愤填膺，群情激愤。1937年元旦，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郊机场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向南京政府示威，杨虎城等西北将领发出“歌电”，表明自己希望和平，但坚决自卫。
西安方面为了防备南京军队的进攻，重新部署了军队，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渭南、渭北、华阴、华县一带驻防，对潼关加强防备，构筑起了七道防线。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求红军立即派大部队到关中地区，给以全力支援。红军按照中共代表与杨虎城商定的计划，命令红军主力于1月中旬进至西安以北的陕西耀县、三原、淳化地区，准备支援张、杨部队作战；红十五军团经咸阳地区向东南挺进，16日到达商县，22日同活动于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会师。2月，该军团又撤到渭水以北，先后移驻陕西礼泉和甘肃庆阳的驿马关地区，红七十四师暂驻陕南地区，准备配合当地十七路军一部，保障东北军、十七路军主力的侧翼安全。追击军继续跟踪、监视胡宗南部，进至天水东北地区，拟配合东北军王以哲部作战。
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部署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对陕策略。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赤匪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望照此意应用进行。”[5]第二天，蒋再致电指示：“以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又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6]这表明，蒋介石迫于“三位一体”军事部署周密，希望和平分化瓦解西安方面。
蒋介石早在12月29日派人告诉杨虎城，张学良即将回陕；可时隔多日，蒋就是不放张学良回西安。杨强烈要求蒋放张回西安主持西安事变善后事宜，但双方经过几次谈判，仍然未果。杨虎城致电蒋介石：西安方面“虽积极作战，但彼方决不肯为戎首。”[7]表明希望和平解决，但决不妥协。西安方面的严正立场及军事部署，使蒋不得不收敛其军事威胁的程度。他指示中央军“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中央核定为要”。[8]
但是西安方面对是战是和还摇摆不定，且内部斗争十分激烈，致使南京方面找到破绽。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方面主战派表示，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逼，不惜决一死战。2月初，主战派枪杀了主和派将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前线瓦解更为严重，严重地削弱了西安方面的力量。蒋介石趁机对西安采取强硬的态度，给杨虎城撤职留任处分。接着顾祝同率军进驻西安，东北军被调往江苏、安徽、河南，后经多次换防整编，逐步被分化瓦解。十七路军被撤军，改编为三十八军，调到三原一带驻防，杨虎城也被逼出国考察。红军开到西安的部队又回到了陕北；抗战爆发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陆续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纵观整个西安事变，军事因素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西北“三位一体”军事同盟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准备了条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保障，为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奠定了基础。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是国际国内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军事因素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注释：
［1］《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页。
［2］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
［4］《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61—162页。
［5］［6］《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7］［8］《革命文献》（台湾），第95辑，第172页、第133页。
（题图：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蒋介石游汉茂陵）
武警工程学院军事理论
教研室（西安）讲师
武警工程学院军事理论
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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