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军事因素
作者：张 春 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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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一军事政变，其发动和解决无不与军事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军事同盟进行的军事协商和严密而有效的军事部署以及面对强敌进攻的积极应对，是西安事变发动和解决的军事基础，并为其提供了坚强的军事保障和武力基础。
一、红军长征胜利及对东北军的三次军事打击，是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走向抗日的重要条件
红军长征胜利后，围绕民族是否抗日这一问题，国内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抗日浪潮高涨。而这时的蒋介石仍然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东北军进攻红军，致使东北军遭遇到三次军事打击。西安事变的发生应该是民族危亡的加重引起国内政治关系急骤变化的一种表现，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向抗日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红军长征胜利及对东北军的三次军事打击是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走向抗日的重要条件。
张学良早期与蒋介石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拥护蒋实行独裁统治。他曾经宣称：若要救国，必须真诚拥护蒋委员长；若要抗日，先要剿共。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重，国内外形势与事态不断变化，使张学良的内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华北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出卖华北。东北军的利益再次直接受到极大损害，激起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十分不满，强烈要求蒋更改给自己的任务，不打共产党而是打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期，蒋介石调张学良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把张学良及东北军与长征到达陕甘宁的红军直接组成对立面。蒋介石想利用异己消灭红军，同时又利用红军消灭异己。可是他没有想到，把愿意抗日的东北军送到走上抗日前线的红军面前，这其实是给红军转化东北军促其共同抗日提供了重要条件，给红军动员国民党军队抗日选择了最好的对象。
东北军受命到西北围剿红军，张学良开始小看了经过长征的红军，认为数千红军短期内即可消灭。不料，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余人；东北军原20余万兵力仅剩10余万兵力。东北军的失利以及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冷漠使东北军士气大为动摇，也使张学良认识到，追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进一步增强。
国民党“五大”后，张学良先后会见了许多进步人士，认识到只有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出路。至此，张学良和东北军完成了从剿共到联共、内战到抗日的转变。
二、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取得了反蒋默契，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军事保证
红军长征胜利并落脚陕北，为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中共利用对东北军作战胜利的基础，根据这两支部队长期存在的强烈抗日爱国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对这两支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而张、杨二将军为着抗日和本部队出路的需要，也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团结抗日的关系。
从1935年11月开始，红军即与东北军秘密接触。1936年4月，周恩来、张学良在延安实现历史性会谈，中共与张学良达成了互不侵犯，内外结合逼蒋抗日的停战协议。中共领导人也给杨虎城将军写信，派人与其商谈联合抗日，双方经过四次协商会谈，也全面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至此，陕、甘地区这三大军事集团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相互间取得反蒋默契，联合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区，加上这个时候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早在与苏联密切合作，西北发动事变的外部条件相对比较有利。
西安事变发生前，军事形势已大不如前。红军1936年春东征山西前为根据地的陕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同年5月西征以后直至宁夏战役进行之初还曾控制过的甘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个时候已先后丧失，或沦为游击区。红军主力除一部渡过黄河进入甘西地区以外，近5万兵力几乎全部被压缩在北至盐池、定边，南临洪德、豫旺，西不过惠安堡，东不过安边堡的狭小区域里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虽然还分布在东迄潼关，西抵兰州，北达洪德，南逾秦岭这一广大区域内，但由于汤恩伯率领的十几个团的中央军一度从山西越过黄河进占陕北，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又尾追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南切入甘北、宁夏，致使西北惟一的交通要道西兰大道被拦腰切断，东北军东西两面暴露在中央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尤其是张学良原计划以甘北平凉及其以西地区作为发动抗日的根据地，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二十几个团的中央军横阻其中，更是使张学良有如梗在喉之感。
尽管形势险恶，要发动这样一次意在影响全国的特大军事政变，身为军事领袖的张学良自然在军事角度也预先有所设计。张学良敢于冒险一试的最主要的资本，一是有蒋介石在手里，南京方面多少总会有点儿投鼠忌器的心理，不致大举冒险攻城，置蒋介石之安全于不顾；二是他自信手里还有20多万军队，可以与南京方面相抗衡，万一西安不守，还可以退向甘肃平凉以西的根据地与其周旋相当时间。当然，把蒋介石扣押下来，谁也不能保证蒋会服软，或南京方面一定肯妥协，何况中央军兵多将广，装备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那些黄埔出身的将军们一向轻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打一仗，他们也是绝不会轻易吞下这颗苦果子的。因此，张必须要做战争的准备。
这时，在西北的东北军总共有四个军并三个独立（直属）师，总兵力约13万人。而十七路军则有两个师四个旅，兵力约7万人。另红军为三个方面军，兵力将近5万人。三方面力量合计兵力约25万人。这三支军队中，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虽然相对作战能力较弱，但以阵地战阻遏中央军推进，张学良多少还是有信心的，何况还有战斗力较强的红军相配合，因此在他看来，军事上的问题并不是很大。当然，这里的第一步是夺取潼关，利用有利地形拦堵中央军沿大路突进。在这方面，由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部分兵力都集结在西安附近地区，应该能够办到。其次，就是对付西线的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部，一旦他们把矛头转向西安，很可能会切断西安与平凉基地的联系，因而威胁甚大。好在红军主力恰好位于西线，他们在数万东北军的配合下，应该可以挫败中央军的进攻。毕竟，红军曾经不费力气地战胜过东北军，不久前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打败过胡宗南。
三、“三位一体”军事同盟的军事部署及对何应钦“讨逆军”进攻的迎击，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武力基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要求红军主力立即南下至环县一带，以便配合西安方面之行动，防止正在向定边、盐池推进的胡宗南等部中央军回师攻陕。毛泽东表示：红军愿意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等中央军的任务，同时特别提醒张学良务必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至平凉之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至潼关之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线留给红军防守即可。中共中央主张迅速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人组织“三位一体”军事同盟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建立抗日联军，以便实现统一指挥和部署，并表示愿意遵从张学良的作战部署。
事变当日，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12日下午到13日凌晨，政府要员迅速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制定救蒋紧急措施。会上，政府大员们形成共识：“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1]，并决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2]。何应钦是强力主战派，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股讨张救蒋的高潮。而与此同时，接到张学良密令夺取洛阳的东北军驻洛阳炮兵旅旅长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而本来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中央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一部也开始秘密与中央军接洽，以致中央军樊崧甫部抢在西安方面之前夺取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甘北之胡宗南等各部中央军这时也得到消息，蠢蠢欲动。西安方面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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