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国学大师眼中的焚书坑儒

作者：明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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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钱穆在其著作《国学概论》的第三章《嬴秦之焚书坑儒》中对于焚书坑儒的研究探讨具有综括性。他以古今学者对于焚书、坑儒两大事件的研究，按不同观点加以—一分析评点。其中主要涉及到王充、许慎、刘大魁、章学诚以及章太炎等。钱穆首先对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极称秦始皇、李斯之法，以为合乎三代旧典之说而指出：“章氏所论，知秦政之为复古，而不知古之不足复。知三代政教之合一，而不知学术之进步，正在其能脱离政治而独立。是可谓得其事而未当其理也”。钱氏为近代以来学术一通人，其观点往往能综合经史，通贯古今，为学者所重，从此段评论也可见一斑。对于刘大魁的《焚书辨》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非博士官所职，诣守尉杂烧之”为据，以证博士官所职则不焚的论辩，钱穆颇不以为然。他驳斥说：“今以史事论之，焚书起于博士之议政，岂有博士所职概置不焚之理。”钱穆以理推论，然并未在此举出其他证据。
　　接着钱氏重点探讨了秦代焚书之范围是否包括诸子百家。他先举出章太炎《秦献记》中诸子也在焚书之列的观点，然后加以驳斥：“章氏论诸子完具之理未可信。若谓易于谙诵，则《诗》有音均，谙诵为最易矣。然犹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诸子如墨、庄、荀、管、韩、吕皆巨帙，岂易尽谙？《艺文志》所收先秦百家书富矣，谓尽出记诵，事岂可信？谓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则如吕之《十二纪》，管之《幼官》，荀之《序官》，韩之《内外篇》，墨之《备城门》以下，皆非所谓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者乎？推此言之，知章氏诸子便谙诵故完具之说非也。”钱氏之驳可谓深入其旨，章太炎以谙诵来解释诸子皆焚却未亡之理由，颇觉牵强。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留意：如果秦焚书确实包括诸子，那么《荀子》、《韩非子》之书是不是也居其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秦始皇信奉法家而李斯就是法家学派，他们不可能将法家之书焚去。如果这样，李斯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焚书也变得毫无意义。然钱穆驳斥章太炎却举以荀子、韩非之例，可见其于此处失察。
　　对于焚书之范围，钱穆推崇王充，主张“仅焚五经”，称“其说最可信”。王充在《论衡·正说》篇将《史记》所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中之《书》解释为《五经》之总名，并指摘以往“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钱氏承袭其旧说，接着论到“秦燔《诗》、《书》，乃燔《五经》，非燔他书。至或言谓秦燔诸家说《诗》之书而《诗》本经未燔，此正当时今文家持《五经》未残之曲说”；并指出秦始皇所说“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即是“此收书而不尽焚之确证也。其谓不中用者，即指《五经》之类矣。”钱穆为何相信王充之言呢？原因有二：第一，王充是汉人，又为博学多识之士，何况其说还有赵岐、王肃等人之说加以佐证，故取先而不信于后。第二，《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处明言焚书只及《诗》、《书》，不及诸子。且古今异制，《诗》、《书》和各国史记都是由于刺讥才至于此。
　　钱穆相信王说，不光有理有据，还有其他的创见。他从《诗》、《书》在当时皆属古文着眼，认为“（其）与秦文不合。秦既一天下文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古文书与新朝官书抵触，不合时王之制，在无用之列，故尽遭焚灭也。”钱氏此论从文字角度加以阐发，可谓卓识。秦世焚书，由于《史记》诸多地方失载，以致留下这一千秋公案。历代学者大多为之深求探源，欲使史实浮出真相。而钱穆考查他说，—一深入辩解，故能从全方位加以审视，有服人之深论。但我们也应看到，他的这些结论是建立在众多学者研究基础之上，特别是其以古今文字不同分析秦始皇焚书事件更是有借于王国维的研究。当然，钱穆之论的最大目的，乃是针对焚书坑儒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产生有重大影响，以此而明国学的发展流变之脉络。
　　
　　四位大师从不同的角度对秦代的焚书坑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的研究继往开来，从而使得这桩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公案渐渐褪去其神秘面纱，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们对于焚书坑儒的探讨远不止见于笔者上面所列的著作之中，本文只是选取其中颇能代表他们观点、立场的文字加以申论而已。
　　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充）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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