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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眼中的焚书坑儒
作者：明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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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与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坑儒两大事件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从两千年前司马迁、刘歆的记载开始，到东汉的王充，南宋的郑樵，清代的刘大魁、章学诚以及近代至民国以来的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和钱穆等诸多重要学者都为此进行过探讨。他们对于焚书坑儒的讨论大都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其是否造成了六经的残缺，当时的儒生是否因此而绝。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则直接关系到今古文经学的立场。
一
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一篇中鲜明地指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而造成“后世‘六经’亡缺，归罪于秦焚”，是因为大家“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康有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其首创，早在郑樵《通志·校雠略》之《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中就曾提到过“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到了清代前期桐城派刘大魁作《焚书辨》也提出：“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康有为袭郑刘之说，而加以增改、丰富。按其此篇主要依据有：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这点，刘氏、康氏都看到了。他们指出焚书令界定得很清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之《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那相反博士官之《诗》、《书》就应予保存。
2、丞相李斯曾受学于荀子习帝王之术，“知六艺之归”。（《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后刘邦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康氏认为“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斯知六艺之归’，（萧）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何待共王坏壁，胡得异书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
康有为以李斯知六艺，其丞相府就应该藏有六艺之书，这恐怕有点勉强。先不用说李斯不一定藏有六艺之书；就是藏有，萧何收其图书就一定连六艺之书也一并收藏了，这也得打个问号。况且李斯本人崇尚法家帝王之术，加上焚书事件乃其提倡，他藏有六艺之书可能性并不大。
3、秦虽坑咸阳诸生460余人，“然郡国不遭党祸之士，尚不啻百亿万也。”随后，康氏进一步指出西汉伏生、叔孙通等皆秦时博士，张苍也是秦时御史。他们都得以幸存于坑儒之时，足见儒生并未绝灭。同时《史记·孔子世家》明言“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且司马迁“读孔氏书，又尝观其藏书之庙堂及车、服、礼器，又讲业其都，未尝言及孔庙所藏之‘六经’有缺脱而叹息痛恨之。”康氏此点申论虽有商榷之处，然其指明秦代坑儒未尽这点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了。
在此篇结尾，康有为总结有八证，以指明“六艺不缺，刘歆伪造”。综观康氏所论，其证据凿凿，推理有力，似乎自己已发覆中国“两千年之最大冤案”，揭露出了刘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学术骗子”。然归其所旨，康有为之所以竭尽心智发此深论，终究要归结于其今文经学家的立场。
二
章太炎在其《秦献记》中认为：“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议，夸主异取，故请杂烧以绝其原。（淳于）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靳令篇》）尽刬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倒言之，即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自仲任（王充）误读，乃谓博士官独有其书。郑、马之徒沿袭（李）斯论，遂为今日争端。）即前议非矣。……余以著于法令者，自《秦纪》、《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匧，无所不烧。方术述作，无所不禁。”章氏以王充《论衡·正说篇》“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的说法为误读《史记》焚书令所致，驳斥沿用此观点的郑樵、马端临、刘大魁、康有为诸人，亦不妨视作一种新的解释。不过，要说这么多古往今来的大学者都读错了这句话，恐怕也说不过去；即便他们都读错了，也不能说章太炎对此句史料就没有误读。
另外，章太炎肯定秦代焚书之范围包括诸子，认为王充所谓“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论衡·书解》篇）及赵岐的“孟子徒党虽尽矣，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都没有讲对；因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贷，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蔓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实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章氏从统一政府控制学术思想的角度认为秦既然有焚《诗》、《书》之举，如果不焚诸子，理由上说不通；何况《史记》中所说的百家语就是指诸子。为了说明诸子何独完具于汉兴以后，章氏又解释说，诸子“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又其时语易晓，而口耳相传者众。自三十四年焚书，讫于张楚（陈胜政权之号）之兴，首尾五年，记诵未衰，故箸帛为具，验之他书，诸侯史记与《礼》、《乐》诸经，多载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而《尚书》尤难读，故往往残破；《诗》有音均则不灭，亦其征也。”章氏的理由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对此，钱穆给与了有力的驳斥（详见下文）。
章太炎对于焚书坑儒的考察固然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亦为古文经学立场所累，遂难免过多纠缠于章句之说，缺乏审慎、全面的观点。
三
至于胡适关于焚书坑儒的探讨，较上面两位经学家的视角完全不一。他从秦始皇、李斯出此决策之背景及思想上加以考察，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人，看了这篇宣言，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惊异的论点。古来的思想家，无论是哪一派，都有压迫异己思想的倾向。”诚如其言，虽然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空前自由解放，但也要注意那个时期虽有百家，却须争鸣。所谓适者生存，只有相互“争鸣”，以此推动自己学派的发展，才能最终排挤掉对方，取得生存或“贵显”的地位。胡适举出孟轲排斥墨翟“一同天下之义”，无非都是希望“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不过在秦代由于法家掌权，李斯得势，故能以一天下而已；即便换作孔丘、墨翟亦然。
胡适同时指出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李斯的建议是“根本反对‘以古非今’，‘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对于李斯这个思想的来源，胡适通过研究，认为《荀子》、《韩非子》都是“相信历史演化的原则”的，李斯与秦始皇即是深受此等影响才有后来的焚书事件发生。在这点上，胡适说得很好。他能看到焚书之真正目的，并推而找到其思想根源，这在当时本来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另外胡适对于李斯提出焚书之举的精神大加赞赏，认为“政治的专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专制其实更加可怕……我们在两千多年之后，看饱了两千年‘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无穷毒害，我们不能不承认韩非、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极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采取的手段虽然不能完全叫我们赞同，然而他们大胆的反对‘不师今而学古’的精神是永永不可埋没的，是应该受我们的敬仰的。”
胡适极力反对崇古思想，大力颂扬改革精神，并注重从政治的本身去考察实施焚书坑儒的原因及意义。这是与其他几位先生的不同之处，也是胡适学术思想的最大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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