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张森楷和他的史学巨制
作者：张静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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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四川出了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穷毕生精力修史撰志，著述等身，编撰了包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新校注》、《通史人表》、《华夏史要》、《四川历代地理沿革表》等43部共1309卷约1200多万字的历史著作，在史学界引起极大震动。他就是张森楷先生。
天才少年志存高远
张森楷(1858～1928)字石亲，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市太和镇(今属重庆)。其祖上原是川东一名门望族，17世纪初叶家道中落。张森楷的父亲早亡，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叔曾祖父张庭宣家庭比较殷实，见张森楷天资聪慧，便送他到城里读书，企盼将来能光宗耀祖，重振家业。张森楷勤奋好学，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少有“神童”之称；5岁即入学，成绩优秀，备受师长喜爱。张森楷10岁那年，张庭宣要考一考他；见天空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随口占道：“雨覃群山小”，张森楷回对：“日出村树高。”张庭宣抚摸着张森楷的小脑袋说：“孺子可教也!”
张森楷禀赋聪明，才思敏捷，各门功课名列前茅，能出口成章，有“少年才子”之称。
1870年，年届13岁的张森楷赴重庆应“童子试”，成绩优秀，考中甲第一名。1876年，他再赴重庆应乡试。四川学政张之洞见张森楷文章出众，才华横溢，召至府中面试。张之洞问其志向，张森楷答日：“当政治家，我无管仲之谋；当军事家，我无孙膑之才；那末，当个教育家吧!我要用知识之火炬点燃人们心灵之光，为民造福，为国增光。”张之洞大喜，亲点为州学士并题名赠书，勉其上进。 次年，张之洞又把这位年未及冠的年轻秀才保送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
离经叛道的勇士
尊经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封建士大夫的高等学府，师资雄厚，院规颇严，人称“状元”的摇篮。张森楷刻苦学习，严格要求自己，特制了一方石印，文日：“一生谨慎小事糊涂”，以砥励自己。当时家贫，家中藏书甚少，他为了饱览群书，主动向校方提出担任义务图书管理员，趁机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学识猛进，不几年便与在该院学习成绩优异的合川籍同学丁治堂、戴子和、彭跃卿齐名，人称“合川四俊”。正当张森楷学业有成，准备第二年迎接省试的时候，遭遇到人生第一次打击：被开除了学籍。原因是他在学习期间，发现经史中有不少不实之词，历代史书也互相矛盾，从而百思不解，便在课间与师友辩疑。殊不知犯了大忌，因为疑古为院规所不容。校方爱其才，予以规劝；但张森楷不愿墨守成规，坚持自己的观点。校方遂以“离经叛道”削去学籍。尊经书院建校百年来，张森楷是因“离经叛道”被削去学籍的第一人。张森楷并不后悔，他说：“举人可以不要，状元可以不要，但是，真理不能不要。”他愤然离开尊经书院，转入锦江书院学习。
经过这次变故，张森楷萌生了勘校史书的思想。他认为典籍中有些问题错误十分明显，例如对武则天、王莽、曹操与司马懿，因史书作者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该列入帝王格内的没有列入，不该列入帝王格内的反予以列入。张森楷决定以科学的态度修正历史，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师友们知道后，有人佩服，有人嘲笑。张森楷则把风言风语置于脑后，决心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学海泛舟写春秋
张森楷为了积累资料，增长才干，在书房里写了两个斗大的字：奋斗!他拟定了三个十年规划，即：十年读书、十年写作、十年修改。他先后通读了“二十四史”及历代点校本，参阅了三十余种手抄本及影印件，遍查历代与《资治通鉴》有关的资料，终日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为了学习方便，他请夫人缝了一个布袋随身携带，每次外出归来，布袋里装满了读书札记、质疑卡片。“滑竿”是旧时四川简便的代步工具。他在“滑竿”头部特制了一个空竹篓，既可当枕头又可放书籍，以便出行时读书方便。一次，他到巴州访友，从友人处借到十几卷精善典籍，友人送他许多土特产品。小竹篓装了土特产品就装不了书籍。于是他把书籍全部带走了，土特产品一样也没带。他如饥似渴读书，有天夜里伏案睡着了，烟头把书烧去一角。他十分心痛，为此戒除了吸烟的嗜好。
张森楷修史撰志旨在“经世致用”，不就史论史，而要以史为鉴，开创时代新风尚。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不摭前人的成果，又不抱门户之见，也不迷信前人和名家论断，而是严肃认真考核史实，吸取各家所长，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几百万字的读书札记、手稿。时值黎庶昌出任川东兵备道驻节重庆，张森楷遂捧初撰的《读史质疑》晋谒。黎庶昌酷爱乙部之说，阅后大喜，招为幕宾，专司史学，不以杂事相扰，并支年薪200金为安家费用。这对张森楷帮助很大。在此期间，张森楷有幸结识了康有为、缪荃孙、李慈铭等名士和专家，受益匪浅。专家们看了张森楷《二十四史校勘记》、《通史人表》的部分初稿，指出其不足之处，肯定了他用词严谨、条目清晰、观点鲜明、重事实而不囿于一家的特点。张森楷把专家们的意见集成《师友赠言录》，作为重修参考。
不久，朝廷开科取士，各地举子纷纷上京应试。当时张森楷已省试中举，黎庶昌及亲友再三催促他赴京应试，他却迟迟没有动身的意思。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帝国主义列强蚕食我国最严重的时代。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感召下，张森楷不以科举为重，决心走史学救国的道路。为此他写了“不为经学词章，不应岁科拔试，不为书画诗词应酬”的约法三章。当人们忙于上京应考时，他却悄然反回官渡老家，闭门谢客，潜心写作。
黎庶昌调离四川后，张森楷失去了写史书的优越条件，环境渐趋恶劣，生活艰苦。他却乐在其中。他在书房里挂了一副自编的对联：
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廿四史内当比何人。
他把书房取名为“缜密斋”，工作室名为“通史堂”，室内案头上笔录、索引、草稿堆积如山，书籍遍地，几乎没有插足之地。一年纸张笔墨的消耗对于一个穷儒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对家人说：“我可以一个月不吃肉，不可一日无纸。”就这样，张森楷在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的驱使下，完成了一千多万字的写作任务。其中《二十四史校勘记》用了张森楷大半辈子时间。是书引用古今典籍达两百余种，剔除官修史志的弊端，不溢美，不掩过，以确凿、翔实的例证，一一加以校勘和点评。经张森楷校勘的新本和以往不同时期的旧本相比，一是史料真实，增强了可信度；二是编排有序，克服了以往版本前后矛盾的现象；三是简明扼要，便于查阅，增强了实用性。
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势衰危，江河日下，有识之士都为国家存亡担忧。地处海防前沿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不蹈“甲午海战”的覆辙，想物色一个人写一部《历史邦交录》以资借鉴。于是，托宋育仁征求张森楷的意见。张森楷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
张森楷修史十分注重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国与国交往总是以实力为后盾，落后总是吃亏挨打，所以应该追求民富国强。他把这些理论始终贯穿于所写书里。他在百日之内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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