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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迷惘年代的掌灯人”林献堂
作者：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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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变化。他觉得，与其要求废除台湾的特别统治，不如要求设置台湾特别的代议机构——台湾议会。于是他便开始致力于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1921年1月30日，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在东京征集了177名台胞签名，向日本第44次帝国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要求设立一个由台湾民众选出的议员组成的台湾议会。请愿书说：
帝国议会于明治29年以法律第63号付与台湾总督，得以颁布命令取代法律之权限，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之统治机关……民众所受之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湾住民+公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
面对台湾爱国民众从“不法”的武装抵抗到“合法”的民权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明显是违宪行为，何况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虽然日本帝国议会“拒不受理”林献堂等人的请愿书，但这场请愿运动却还是在日本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台湾总督田健治郎被迫请议会把“六三法”作些许修正，日本政府颁布了所谓《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任命和特聘20人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
林献堂等9名新民会骨干接到了“评议员”聘书，他们以此有利条件更加积极领导和参与民权运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合法抵抗”。在与殖民当局接触时，林献堂既不唯唯喏喏，也不说日本话，而是带着秘书当翻译，他不高兴时照样骂日本人“马鹿野郎”(日本语，“马鹿”指憨呆之意)。
这年10月，林献堂又联合台北大安医院开业医师蒋渭水和蔡培火等进步人士，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名，主要为台湾医专、台北师范、高等农校等校学生，也有林献堂家乡台中一带居民。文协以提高文化；启发民智、唤醒台胞的民族意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改革社会为宗旨，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文协成立后，发行会报、文化丛书，遍设读报所，举办讲座讲演会，组织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统治。
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社并称为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
1922年2月，林献堂、蔡惠如等又征得512名台胞签名，再次向日本帝国议会两院提出请愿，强调设置台湾议会的重要性，反对同化政策，但仍被两院“不采纳”。5月，由东京返台后，林献堂等人在各地演讲第二次请愿经过，使殖民当局十分恼怒，林献堂的总督府“评议员”一职被撤，并受到监视。在殖民当局的压力下，林献堂宣布退出了议会设置运动。
其时台湾文化协会发生了分裂：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上层知识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采取叩头请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彷徨于两者之间。面对此状，林献堂萌生了离开这个由自己发起的协会之意。
1927年10月，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另行组建台湾民众党，提出三大纲领：一、确立民本政治；二、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三、改革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民众党的成立，表明台湾新兴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1928年7月15日，民众党在台南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纲领，提出了“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1929年9月17日，民众党在新竹市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了“逐渐开展劳动运动，以农工为中心进行全民联合的民族革命斗争”、“对外联系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群众，参加国际解放阵线”等新的战斗纲领。
台湾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却使林献堂、蔡培火、杨肇嘉等改良分子不满，于1930年8月脱离该党，在台中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要求“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
1931年2月，民众党、台湾文化协会先后被殖民当局取缔。颇值人们反思的是，这两大团体都是以林献堂为主发起成立的、又是在他离开后被取缔的。这两大团体对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
11月19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向新任台湾总督太田政弘及拓务大臣提出《改革台湾地方制度建议书》。随后，自治联盟在台中、台北、台南先后举行大会，呼吁“实行民选的地方自治”。
“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对国民党不满终老他乡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向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在台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作了大量欺骗台湾民众的宣传，什么“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系“自卫还击”，“师出有名”。此后的宣传更是连篇累牍：什么“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日本的宣传，不少台湾人感到迷惘，不知如何看待大陆与日本。毕竟日本统治台湾此时已近40年，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对日本人的宣传并无反抗的能力”。但林献堂作为富家人拥有收音机，听收音机的国际报道和看国际报刊成了他的讯息来源。他对日本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深为气愤，为了让台湾民众能收到可靠的战争讯息，他以《台湾新民报》社长身份，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中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
于是乎，《台湾新民报》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以及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显示了该报“心向祖国”民族主义立场。曾任谚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力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申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还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
《台湾新民报》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殖民当局一方面对新民报大行拉拢手段，一方面更加扩大欺骗宣传，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严令，林献堂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至此画上一个句号。
从1921年1月开始到1934年9月结束，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前后共组织请愿15次。虽然始终采取了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情绪和要求。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林献堂领导的最后一个团体“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被殖民当局取缔，《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高压政策下，林献堂等一批爱国绅士并没有臣服，而是处于“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斗争。
1943年12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为台湾归属问题定了调，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为中国收复台湾奠定子依据。开罗宣言传到台岛，林献堂和台民们有如“上天降福星”，悲喜交加，奔走相告，期待弃儿早日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条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国民党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公学会堂主持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林献堂作为台湾地方代表人物受邀参加。看到昔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驻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把耻辱悲哀和无奈全写了脸上，林献堂的心情十分快慰，他为家园从此再不受日本人的蹂躏而兴奋。这从未有过的喜悦，使他禁不住泪流满面。
台湾光复后，林献堂率团晋见蒋介石，慨然道：“台胞在过去50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仆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这位“为民族主义”的台湾绅土自1945年后历任台湾省参议会议长、台湾省政府委员、通志馆馆长等职。在“二二八”事件后，他对国民党的统治有所不满，于1949年离开台湾旅居日本，7年后病逝，给历史留下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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