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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迷惘年代的掌灯人”林献堂

作者：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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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马关割台后，日本统治台湾50年。面对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拿起刀枪，前仆后继展开不懈抗争。在不见硝烟的“文斗”战场上，林献堂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形象。
　　组织日据时期台湾的第一个诗社，被尊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林献堂祖上为福建闽南人，迁居台湾后几经胼手胝足，数代之间，家业迭兴，成为望族。1881年(清光绪七年)，林献堂生于台中雾峰，原名大椿，号灌园。因为家庭关系，他从小受过较好的教育。但他14岁那年发生的马关割台事件，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日本殖民当局的暴政，在他年轻的心头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痛；而台湾民众不甘臣服、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使他在耳濡目染中，蓄下抗日大志。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全台开展“大扫除”，台湾武装抗日斗争转入低潮。21岁的林献堂决心以文抗日，开展非武力斗争，组织起了“栎社”，此为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第一个诗社。
　　台中雾峰坐落着古朴幽静却远近闻名的林家花园——莱园，传统风格的建筑昂然挺立，伴着清澈的池塘和翠绿的杨柳，使这里成为纷扰社区里的一个桃源般的世界，是台湾抗日文士极为理想的聚会之地。他们吟咏唱和，暗中讨论抗日事(园中现存“栎社二十年题名录”石碑，就是当年留下的史迹)，要为台湾的前途走出一片天。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说：“我人栎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当时，台湾各地诗社、文社皆以莱园栎社马首是瞻，尊称林献堂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1907年，26岁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结识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乃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台湾的进步青年和来自祖国大陆的优秀知识分子抒发了共同的感叹，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割台后两岸情感的痛苦和挣扎。
　　1911年2月，梁启超应邀访台，曾住林献堂莱园五桂楼中，写下《莱园杂咏》10首，使莱园更增声价。梁启超在林献堂、连横(连雅堂)等人陪同下到台湾诸地参观，并专门拜谒郑成功的“明延平郡王祠”。梁启超始终被爱国爱台的悲愤所笼罩，在台湾的爱国人士为他设宴洗尘时当场挥毫两诗，其一云：“樽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其二云：“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真是凝成血泪而情见于诗，其中“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流露出梁氏以民族大义与台湾父老相期勉。至于“对面长歌哭古人”中的古人，指的就是抗夷保台不脱祖国版图的千古英雄郑成功。
　　梁启超浓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着林献堂、连横等爱国绅士。在送别这位当年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的大英雄时，林献堂说：“任公(梁启超号)，请放心去吧，这黑暗的年代，我们决不会迷惘，决不放弃斗争。待台湾光复那天，再请任公来相会!”
　　梁启超庄重地点了点头，道：“‘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只要我们抱定决心不变，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梁启超走后，深受其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林献堂，开始苦苦寻求台湾的出路。
　　创建台人自办的第一所中学；以“同化会”图谋改良失败
　　1913年5月，林献堂在东京认识了日本伯爵坂垣退助，受邀到其家做客。坂垣退助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后因政坛失意，成为自由主义者。听完林献堂陈述台湾人受欺压的情况，他深表同情，三杯酒落肚，乃议论大发：“他们(指在台湾的日本人)不知尊重台湾人，这是一切症结的所在。”林献堂以为遇到了知己，满怀希冀地说：“台湾绅士都渴望能改良政治，希望得到先生的支持。”坂垣慨然应允。
　　1914年2月，坂垣退助果真应邀来到了台湾。林献堂欣喜万状，与王学潜、蔡惠如等一干绅土，在基隆为其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此情此景，让这位失意的日本政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心，痛痛快快地把预先拟好的“同化会趣旨书”提交林献堂等。“同化会”的主要趣旨为：疏通总督与岛民间的意见；岛民的人权应与日本内地人同等。
　　林献堂等在广征“同化会”会员以求推进台湾政治改革运动之时，也针对殖民教育而进行了抵抗。
　　自割据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扼杀台民的反帝抗日思想。他们把初等教育分为“小学校”和“公学校”(包括“国语传习所)，前者为日本儿童学校，设备好，师资强，程度高；后者则专为台籍儿童所设，设备差，师资弱，程度低。虽然学制均为6年，但除数学课本相同外，其余各科教科书皆分两套，灌输不同思想，前者目标在培养军国主义者，后者目标在驯化台民为奴隶。为了解决日本人子弟的升学问题，只开办了为数不多的中等学校，规定一律使用日语为教学语言。还限制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直到1928年才开办台北“帝国大学”，目的是培养侵略南洋的人才。殖民当局规定小学每月一、八、十五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学生规范中要求学生上学前需打扫日式神龛，到校途中若遇神社必须敬礼，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每天朝会升日本国旗后必须遥拜宫城，遥拜天皇大神宫默祷。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异族文化的恶性冲撞与毁灭性打击之际，台湾有识之土针锋相对，秘密开办“书房”(私塾)进行汉语教学，以“你办一所公学校，我就办一个私塾”的办法，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林献堂不顾殖民当局的警告，也在台中等地主持过汉文教学班，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而尽心血。
　　坂垣退助的“援手”，使林献堂看到了“改良政治”的曙光，振奋之中，乃发动莱园栎社同人和台湾绅民集资18万元，创办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此系台人自办的第一所中学，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日人矢内原忠雄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这年11月下旬，坂垣退助再度抵台。12月20日，“台湾同化会”在台北铁道饭店正式成立，坂垣退助任总裁，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也做了领导人。一些富有阶层人士及知识分子秉着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他们一些“民权”、改良统治的愿望，也积极支持这一组织。一时间，这个由一群日本失意政客、退休官僚、浪人及落魄文人为班底，集合了一些天真的台湾人的“同化会”，颇有声势。尤其是那些台湾会员，或设立俱乐部，或开办学校，或收买报章杂志，怀揣梦想展开了社会政治改良运动。
　　实际上日本人组织“同化会”，原意是借此同化台湾人，瓦解台民的，反日意志，分化台民的斗争力量。但林献堂在“同化会”中却强烈要求民权，向日本当局争台湾的待遇，并通过报章杂志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同化会”与殖民政策产生了矛盾，1915年2月20日，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正式组建才不过两个月的“台湾同化会”。
　　“台湾同化会”如此短命，给了林献堂当头一棒。他气恼之余，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无限牺牲”的教导为信条，并不与殖民当局碰硬，而是以一种软性手段，继续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
　　组织新民会反对日人专制；创办报刊推动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日本即有所谓“大正民主”的风潮，自由民主的呼声在日本乃至殖民地台湾扩散开来。林献堂和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了这股潮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期望一个“新世界”的到来，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会获得得和平、自由与平等。而其时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籍留日学生聚会上，爱国学生们形成共识：“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作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
　　1920年，林献堂联合留日台籍学生，在东京创立“新民会”，自任会长，并仿北京《新青年》，创办中文月刊《台湾青年》杂志，其创刊词如是宣告：
　　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
　　很明显，《台湾青年》提倡的是民主和自由。从此，台湾人有了自己创办的政论杂志。
　　新民会的最初宗旨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招致严苛的镇压，对台湾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将重点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林献堂几经酌斟，决定首先要求废除“六三法”，废止对台湾人歧视的法律，允许台湾人参政。《台湾青年》配合发表评论。
　　“六三法”是1896年初伊藤博文内阁出台的；‘台湾法案”(因以日本明治29年第63号法案公布，故称“六三法”)。该法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台湾的特殊制度，总督集军政、行政、司法、立法等大权于一身的独裁权力等。该法案原定期限3年，可直到1919年仍没被彻底废除。
　　林献堂在日本政界人士中频频开展活动。此时日本政府一改台湾总督由将军担任的做法而改派文官，林献堂乃寄很大希望于第一代文官总督田健治郎。田健治郎起初同意废弃该法，但当提交日本国会讨论时，却又变卦了，谓：“废弃尚非其时。”林献堂对此深表不满，遂集合新民会员和台湾留日学生400多人，在东京举行了撤废“六三法”的示威集会。
　　1922年4月，《台湾青年》更名为《台湾》杂志。次年初，《台湾》杂志社在台南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展开传播白话文的工作。同时，在东京的《台湾》杂志改为半月刊的《台湾民报》(后改作旬刊、周刊，10年后再改为日报《台湾新民报》)。《台湾民报》首先响亮地打出了“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气”的宗旨，其次大力普及白话文，所发文章全部都用白话文书写。
　　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拉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台湾民报》从创刊号始，就刊登了大陆的新文学作品，接着发表了在上海学习的台湾人许乃昌的长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介绍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有关情况。192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接受五四运动洗礼的台湾青年张我军在该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排斥旧体诗和八股文，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道德、旧文化与旧制度。年底，《台湾民报》又发表张我军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文，猛烈抨击“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丝活气”的台湾文学界，介绍陈独秀与胡适文学革命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呼唤文学革命。
　　《台湾民报》发表的文章，强烈激荡着台湾文坛，引起了新旧文学的论战。这场论战推动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并在论战声中出现了两份中文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和《七音联弹》。这两份杂志的创办，改变了《台湾民报》孤军奋战的局面。
　　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组建第一个合法的政党
　　“六三法”撤废运动未果，却使林献堂的思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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