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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
作者：项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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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起初林彪摔电话也好，意味深长地试探也好，还属发脾气、使性子意味的话；那么后来罗瑞卿的一系列表现，则使林彪逐渐由不满转为切齿的怨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是下手的时机和早晚的事情了。
1965年11月，罗瑞卿从北京来到上海，见到毛泽东后，说自己准备到苏州去看看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一连重复了好几遍。罗瑞卿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罗瑞卿。临走时，还亲切地问罗瑞卿身体怎么样。罗瑞卿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牙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林彪表现出少有的亲切，但罗瑞卿哪里知道，就在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并派叶群携带林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然而，此时的罗瑞卿除感觉到他和林彪之间有些嫌隙之外，丝毫未想到这位上级会对他下黑手。他一直蒙在鼓里。
林彪搜罗捏造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使毛泽东对罗瑞卿产生误解，林彪抓住机会必欲置罗瑞卿于死地而后快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和林彪外，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而且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她在会议前半段，喋喋不休地作了3次共约11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叶群在语无伦次、条理不清的讲话中，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以及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要害之处是，今年刘亚楼病重时，叶群去看过刘，刘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对于这四条，与会者大都表示怀疑，但叶群可不管这些，一桩桩耸人听闻的“轶事”接连从她的嘴里捅出来：“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会议开到第三天，罗瑞卿才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正在昆明巡视部队的罗瑞卿不敢怠慢，立即乘飞机到达上海。然而，当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到达上海后，即被安排到建国西路618号的一个小院子里，并被看管起来。
这次会议是林彪策划诬陷罗瑞卿的一次紧急会议。从1965年12月8日开始到15日结束。在这之前，林彪已让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了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同时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和吴法宪，授意组织关于罗“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等材料。这些材料捏造完成以后，11月30日，由叶群亲自去毛泽东处告状。据张耀祠回忆，叶群同毛泽东这次谈话时间长达5个小时。正是这次长谈，决定了罗瑞卿以后的命运。毛泽东已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不能容忍别人违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针，于是不顾和罗的亲密关系，于12月2日在一份报告上作了批语：“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其实是针对罗瑞卿写的。
林彪得到这个指示，如获至宝，立即开始组织对罗瑞卿的批判和迫害。上海会议即是在毛泽东作出批示后6天召开的。
对会上揭发的所谓罗瑞卿的罪行，与会者不但震惊，更多的是怀疑。刘少奇认为叶群的泅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4条，而刘亚楼已经去世，是“死无对证”。的确，如果叶群所说的四条成立，那显然是罗伸手要权的证据。这里对林彪一伙捏造“四条”的真相不妨多说几句。
刘亚楼同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都非同寻常，刘亚楼也对林罗之间的矛盾知晓一二，并试图调和。从刘亚楼患病后，林彪、罗瑞卿都非常关心，罗瑞卿还专门从北京给刘写了一封信，叮嘱他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及叶群竟将算盘打到了刘亚楼身上，最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四条”。
上海会议后，林彪要把时任要职的罗瑞卿彻底打翻在地，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作旁证，谁来干这事呢?他和叶群选择了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多年的政委，而且还管辖着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造假要方便一些。
上海会议前夕，在林彪的利诱兼施下，吴法宪已向林彪表忠靠拢，”吴法宪从上海回京后就来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司令员逝世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如实回答从未听过。吴法宪绝不是什么草包司令，他采取了迂回战术，问刘司令员平时讲话不是常用手势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翟云英作了肯定回答后，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4个指头，问刘司令员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回答说没有注意。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如此一点儿一点儿地磨，一心要从翟云英口里掏出叶群会上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并要请翟专此写个材料，翟云英对此事断然拒绝了。吴法宪却一点儿也不灰心，说你身体不好，我请别人写吧，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
在吴法宪的授意下，秘书人员捉刀写好了如下一份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越俎代庖的材料给翟云英，要她在上面签个字即可。翟云英看材料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哀求说是叶主任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差。如此又磨了好一番，单纯的翟云英尚未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对上海会议的内容也一无所知，也不知材料所说，四点是怎么一回事，被纠缠不过，便在上面签了字。
这样，吴法宪经过软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地捏造好了这份假材料，他如获至宝，立即呈送林彪、叶群邀功请赏。想想这个貌似呆拙、憨厚的“草包司令”为诬陷别人所煞费的一番苦心，是一个多么可鄙可憎可笑的形象!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干脆自己身体力行作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