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
作者：项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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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对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吴法宪编造的“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这封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罗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看，打倒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这其中有毛泽东对林彪某种迁就的成分
众所周知，“文革”中要打倒高级将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或认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罗瑞卿之被打倒，除了林彪的陷害因素外，毛泽东对此案的态度也不得不加以考虑。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的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搞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的时期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基本是满叶群邀功请赏。想想这个貌似呆拙、憨厚的“草包司令”为诬陷别人所煞费的一番苦心，是一个多么可鄙可憎可笑的形象!后来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干脆自己身体力行作起假证来，亲笔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注：原文如此)。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林彪因为实在拿不出对所谓刘亚楼揭发“四条”更有力的证据，只好拿吴法宪编造的“罗瑞卿这封信”充数，妄图以此作其罪证，用以说明，是罗瑞卿这封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罗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看，打倒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这其中有毛泽东对林彪某种迁就的成分
众所周知，“文革”中要打倒高级将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或认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罗瑞卿之被打倒，除了林彪的陷害因素外，毛泽东对此案的态度也不得不加以考虑。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的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搞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的时期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虽然毛泽东对罗瑞卿也有过严格甚至严厉的批评，但口气很像家长对自己的子弟或者老师对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对此毛泽东还曾有一段话；是 1960年12月25日，毛在过生日前夕，对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