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张伯苓的募艺术
作者：安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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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邮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
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此后张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极致地发挥。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下野后移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靳应严修的劝募，向南开大学捐款1万元。1926年11月2日，张伯苓致函靳云鹏，请靳参加南开建校22周年纪念活动及同时举行南开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礼：“蒙枉驾惠临，非常荣幸。拟请我公特别匀暇，届时光降加以训诲，特教情殷无任欢迎盼祷之至。”对于像靳这样的人物，下野后自然有所惆怅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开这样著名的学府还没有忘记他，请他参加庆祝活动，则心里又是一种满足。
1930年11月24日张伯苓致电在北京的张学良，邀请少帅在返回东北路过天津时“贲临”南开大学。同年12月10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南大参观。在欢迎大会上，张伯苓致欢迎词：“今日欢迎副司令，一方面因为其倡导和平，促成统一，功在邦国；另一方面张副司令过去在经济上及精神上，对我校有许多帮助。”接着学生代表致欢迎词。张学良在答词中说：“14年前在辽宁青年会上，聆听贵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讲演，其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誓力救国。予闻之，大悟悲欢之非当，乃立誓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国。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扶危济困 情感士林
陈芝琴早年做洋行买办生意，家资富有，笃信基督教。他不但多次向南开捐款，而且还对其他公益事业给予资助，受到各界的尊敬，与张伯苓结为知己笃友。抗战胜利后，张回到天津，得知这位老友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为名非法侵占，非常气愤，立即致函他的学生、天津市长杜建时，说陈芝琴先生素笃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捐建南开女中校舍，名“芝琴楼”，此外大学、男中、重庆南开中学等都有陈捐建的“芝琴楼”，其人可敬可佩。经过八年抗战，其产业衰落，目前“仅供鬻粥”。张请求杜“给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会中传出，无不对张深表敬意。
同年9月29日，陈芝琴去世，张非常悲痛，经常向同人念及：“老友先亡，至甚伤恸，不惟失一知己，且生前对大中两校及重庆南开多所捐赠，实令人思念不已。”他在写给胞弟张仲述的信中说：“前为芝琴先生送殓哭泣之后，为风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经医用盘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见他对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张伯苓对于普通人身受不公之遇，也常能尽自己能力给予救助。宋则久为天津工商企业家，曾任天津国货售品所经理。宋对南开的捐助并不多，但张仍视为知己好友。1926年只因宋欢迎过国民党军，与冯玉祥交往密切，得罪军阀李景林。李污宋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查封，并逮捕员工10人。宋为救店救人，不得不准备满足李的要求，将自住楼房卖掉，连同流动资金凑足4万元送给李景林，李才肯放人。张从外地回到天津听说后，立即于同年11月29日写信给李的上级张学良：“查其为人，并未尝入过国民党籍，苓所深知，兹闻又有传言，谓其为国民党总务部长，殊非事实，亦乞我公代知各方面，俾免误会为荷。”
像张伯苓这样济人出危难的事例，在他的募捐生涯中有过多少次，难以知晓。这些行为到底在他的募捐艺术中起多大作用，也难以确定。但他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处世原则，为世人所敬佩。
合理使用捐款 坚持申请褒奖
如何合理、高效使用捐款，不仅是学校本身的事，而是涉及到捐款人的愿望和社会舆论。如果有人捐5万元，建一座校舍，而建成后仅价值3万，捐款人自然不会满意，社会舆论必有反映，下回募捐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则必然受到赞扬。所以，合理、高效地使用捐款也是一种有效的回报捐款人的好方法。
天津富商章瑞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这是因为租界当局用华人纳税的钱不注重节约。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两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招徕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文曰：“天津市民王心容，以私财建造南开小学部礼堂一座，计值银一万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此证。兼理教育部长职务蒋中正。教务次长刘大白代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伯苓带领男女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敲锣打鼓把奖状送至王宅。
1935年9月4日，教育部根据南开的申请，对本文所述章氏兄弟捐款兴建南开中学礼堂的褒扬状转发下来，文曰：“河北省天津市公民章玉荪、章绍廷捐助私立南开中学礼堂建筑费，合计国币七万三百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张伯苓带领学生敲锣打鼓将奖状送到章府。
尊重事实 致祭逝者
南开学校对于像袁世凯、李纯这样地位较高、捐款数额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捐款人，采取命名建筑物、挂牌匾、建纪念堂、立铜像、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取得很好的社会影响。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张投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当时有一种现象，某人得权当道时，就吹捧无限，下台后又贬损其一无是处，这种不尊重事实，前后矛盾的褒贬，常常让人不可理解。而张伯苓不是这样，他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
1920年10月12日，一向重视教育、在天津创办过3处秀山小学、曾多次捐助南开的“天津老乡”、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自杀。李在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这对创办不久的南开大学来说，不但是一个极大的经济支持，也是巨大的精神鼓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由此带动其他有识之士、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许多人对南开的资助。
1921年4月南开大学收到李纯遗嘱的10万银元，以及不能兑现的200多万元“九六公债”(折合约50万银元)。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以此款立即兴建一座礼堂，为纪念李纯，命名为“秀山堂”(李纯字秀山)，还在堂前立李纯铜像。每年在李纯忌日时，校方都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喻传鉴坐陪，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在铜像前致祭。致祭后，宴请座谈，缅怀其捐款兴学事迹，畅谈南开发展的前景。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南开迁校四川，条件不许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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