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张伯苓的募艺术
作者：安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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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是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超过千万。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有人间他：张校长，你是怎么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办了这么多好学校?他回答：当校长用不着博土、硕士头衔，只要能找钱就行。这个“能找钱”，包括募捐和争取政府公款补助。也有人看到他经常三万五万地捐回钱来，问他有什么募捐的诀窍。他说：这没什么，瞅准了，一抓就是一把。在他这句简单的话语中，饱含着他艰辛的募捐经历和高超的募捐艺术。
张伯苓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其中有一项是合理、有效、得体地回报捐款人。当有人把十万、几十万巨款捐给你兴办教育，你不能仅仅以“爱国”、“造福桑梓”、“施教广惠”等简单的词语回复了之。那么如何更好地回报捐人?也许有人想不到。当时一般私立学校的回报方法是以捐款者的名、号命名建筑物；向政府申请给予褒奖；立碑、入地方志、国史册等。张伯苓也不例外，南开校园里有许多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如慰廷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瑞廷堂、思源堂、受彤楼、秀山堂等。1944年10月17日是南开建校40周年，张伯苓纂述《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对曾向南开捐款的人一一念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此外，他还灵活、恰当地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感谢捐款人，由此带动其他人相继捐款。因此几十年来他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捐款，使南开教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民国史上有8位总统，其中有4位先后向南开捐款，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其中袁世凯是在未做总统之前捐的；黎元洪是下野后；徐世昌既有未任总统时，也有在任的“豪举”；蒋介石捐款(包括公款补助)最多，前后几次达百万银元以上(以1936年币值折算)。这其中虽有多种原因，也和张善于巧妙、得体、恰当地回报不无关系。
看似偶然巧合 实为精心安排
在早期，由于严修的关系，在任官员向南开捐款现象十分普遍，那时的回报是由严修担当。到南开大学创办后，严修因病难以顾及，张伯苓逐步接过回报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张的回报也适应这种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感谢捐款人。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捐款人的感谢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绝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吹捧，更无媚态的基础之上的。有时他对捐款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让捐款人感到恰当得体、惬意，堪称天合之作。
吴鼎昌曾任中国银行监督，1916年加入段棋瑞“人才内阁”，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财阀。后任《大公报》社长。因驻天津，与张发生联系，对南开教育有所了解，对张十分钦佩。曾向南开捐款，并发起“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对贫寒学生给予资助，每年每名学生可得资金300元，名额30－40名不等。，张一直设法给予恰当回报。不久，吴从政，每次因公路过天津，张只要在津，总是在木斋图书馆设宴致谢，做陪的就是那些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这是很好的感谢方式。当吴看到由自己资助的学生向自己述说学业的进步，美好前途在召唤他们时，感到十分欣慰，超过张伯苓百句的感谢的话。这样便促使吴更加对南开予以关心和支持。
张学良曾多次捐助南开，还在公款补助上给予照顾。张伯苓创办“东北研究会”，张学良捐款500元。1928年冬，张伯苓赴美募捐，路过沈阳时，与张学良会见。少帅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躯，远渡重洋，投身教育救国，深受感动。决定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分10年付清，第一笔两万当即交付。张伯苓对此十分感激。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张伯苓给予大力支持，派他的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出任东北大学秘书长。1930年该校发生纠纷，张学良任命年仅30岁的宁恩承为校长。宁恐年轻，不敢担当，从东北赶回到天津请教老校长。张伯苓给予宁坚决支持，还多次亲赴沈阳指导，又派出南开主管后勤的专家孟琴襄到沈阳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不久，东北大学校园里“电灯亮了，马路子了，水沟通了，自来水问题解决了，教授们的抱怨少了。一年中节省经费20多万元”。可是张伯苓出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不接受一分钱的报酬，连多次往返的路费也由自己负担。成为张回报捐款人的佳话。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化学家范旭东与兄长范源濂都与南开有密切关系。早年，范源濂由于得到严修的赏识和提拔，步入仕途。出掌教育部后，对南开尽力襄助，参与南开大学的创办；南开成立董事会后，出任董事长。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去世，张伯苓十分悲痛，1928年1月7日，南开大学在“秀山堂”举行追悼大会，张致悼词。1914年范旭东回国在天津从事实业与化工研究，多次向南开捐款。抗战爆发，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学校向西南迁移，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员拥挤，房舍十分困难。范旭东和他的“久大”、“永利”迁到重庆后，正为房舍发愁时，张伯苓力邀范暂居“津南村”，并早已将最好的房子腾了出来，范旭东十分感激。1945年10月范去世，葬礼就是在“津南村”由张与“久大”企业共同主持的。
邀请贵宾来校
参观座谈讲演
每当南开举行各种活动，张伯苓都邀请一些捐款人前来参加。如开学典礼、校庆日、毕业典礼、新校舍落成仪式等，把他们作为贵宾接待，请他们参观校园，了解南开的新变化，为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向学生发表讲演。当来宾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步人社会，与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学生交谈，听到学生对他们所表示的感谢时，他们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劳，因为“我是捐款人”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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