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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校长华岗这案内情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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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华岗“是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人民主党派人士”，这也是事实，“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在地下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雷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华岗不仅是长期活动在国统区的中共人员，也是周恩来手下的一位得力干部，1946年6月周恩来亲自批准时为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的建议，决定组织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为和平而请愿，这次请愿最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殴打，亦即“下关惨案”。它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拒绝和平的面目，为后来国统区声势浩大的“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做好了准备。
在“华岗案”中，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即是在华校长时期，山东大学的文科十分活跃，它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也十分显著，比如当时文学院里的著名文史学者，就有冯沅君、陆侃如、杨向奎、吴富恒、萧涤非、吕荧、黄云眉、王仲荦、高兰、董书业、黄公渚、殷焕发、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许思园等诸先生(时笔者家父也在该校)，中文系的“四大金刚”(冯、陆、高、萧)和历史系的“八大教授”，以及青年教师新秀孙思白、韩连琪、葛懋春、庞朴、路遥、孔令仁、黄冕堂等，都显示了这所大学的实力。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紧张的年代，这却是大不祥的，如当时中文系的吕荧。
1950年吕荧应邀到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教授，1951年11月，《文艺报》在“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偏向问题”的专栏就发表了该校中文系干事张祺受人指使的来信，揭发和批判吕荧在教学中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随后对吕荧进行了粗暴的批判。《文艺报》在1952年第2期的“编辑部的话”里给这场讨论下了一个定论，即“在该校的行政领导下，该系同学经过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之后，大都明确地认识了吕荧同志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并迫切要求改进”。当时山大不时召开批判大会，华校长劝说吕荧进行自我批评，以便过关。但吕荧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拒绝自污，后竟于翌年不辞而别。
事过30多年之后，当时曾参加了这次批判运动的学生李希凡(即毛泽东提到的两个“小人物”之一)表示了自责和忏悔：“实际上学生只是被运动起来给先生提意见，批评先生的‘教条主义’。……这场批判运动，并不是张祺同志一人的过错，这种‘左’的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我们这些学生们身上也是存在的……这样的‘左倾’幼稚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师长，也给我们那未完的文艺学学习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编后记》)
当时吕荧拂袖而去，好在有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争聘之，华岗写信劝说其返校，事竟不成，吕荧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高级翻译员。此后到了1955年5月胡风被捕之后，在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集的扩大会议上，宣布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其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在众人(700余名文艺界名人与会，郭沫若带头对胡风发起攻势并作总结和决议)一边倒的局面下，只有一个吕荧“不识相”和“煞风景”地站出来为胡风讲话，认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被众人当场喝下台来。于是，当时名字还未上“胡风案”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失去了自由。第二天，新华社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时，提到了喊出竟与700多人不同声音的这个“怪人”，即“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云云。此后，吕荧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致其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摧残。
1955年“胡风案”已经被铁板钉钉，时山大有人要将吕荧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也是华岗批示“缓办”，才极力压了下来。此后，华岗锒铛入狱，他的“罪名”中又加了一条“包庇”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