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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校长华岗这案内情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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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事之秋的1955年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和彻底的批判。从此，一场批判胡风的运动立即在全国文艺界展开。
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的文章，第一次把对胡风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的领域。不久舒芜也在1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还对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编辑拿出胡风40年代写给他的信，此后又奉命整理和注释这些信件。随即，这些书信与胡风的检讨一道被呈送给毛泽东审阅。不久，胡风等人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
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批准将“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逮捕收审，在北京被逮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等；在天津被逮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等；在上海被逮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恩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等；在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等；在杭州被捕的有方然等；在湖南被捕的有彭燕郊等。据后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统计：“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然而，由“胡风案”发端，相继又出现了一些大案。当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喧哗声还未沉寂下来时，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又宣布了人大代表潘汉年被逮捕的消息，即后来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随即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要求追查30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在“胡风案”中涉嫌的彭柏山(宣传部长)、王尧山(秘书长)、沙文汉(浙江省省长)等受到诬陷，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落马。
二、老革命和名校长华岗
当后来人们在回顾始于1955年的这场惊心动魄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林贤治语)时，在沉痛总结它的教训之余，又不约而同地开始反思它之所以会发生，比如邓小平就反思到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不受法律约束，说：“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许多错案也就是由若干领导人单凭主观判断而拍板酿成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等只是虚设。而在许多错案中，其所以发生的原因，又与中国革命长期在农村开展、许多出身小农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有排斥的心理等有关。这还可以通过“胡风案”的涟漪——另一要案的“华岗之案”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华岗(1903—1972)，幼名华延年，曾用名华少峰、华西园等，浙江龙游人。华岗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青年团地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中共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翌年就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和处理，此后被长期关押，于1972年含冤病逝。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华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也是中共党内的才子和一枝笔(解放前在国统区他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手笔”之一，即与胡乔木、王芸生相并列)。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又担任过党内的许多要职，在团中央工作时，还被称为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四大金刚”之一，他的文章经常见于《列宁青年》、《布尔塞维克》、《群众》等党团刊物上，后来他还是《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华岗也是一位著作家，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写有名作《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中国历史的翻案》等。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在上世纪30年代，“钱亦石、潘梓年、沈志远、邓初民、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青年导师”。这不独李慎之先生，许多进步青年当年都是读着华岗他们的书成长起来的，如那本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又出版了华岗翻译的译本，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全国解放以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在山东大学校长任内，他还创办了著名学术刊物《文史哲》，这在当时是与《新建设》、《学术月刊》并称建国初期全国最有影响的3个社科刊物。
三、无风不起浪
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性格又耿直，于是在他的党内阅历上就难免染上了一层风霜：早在抗日战争中的整风时期，他在中共南方局曾说当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非法的(即米夫操纵、让王明一派上台的那次全会)，当即遭到了非议；此后他又在1943年的《群众》上发表文章，批评了一贯左倾的康生，不想却犯了大忌。
早在1938年的中共长江局时，华岗就遭到了王明的排挤。当时王明曾组织对他开展批判，至其吐血昏倒，后又被排挤和派往东南战场。
已故楼适夷先生后来回忆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与王明等的不和，楼“曾担任过第一个在蒋区公开的《新华日报》(武汉版)副刊《团结、》的编辑3个月，又在抗战胜利后编过华中版《新华日报》副刊约半年，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约一年”。前者，楼回忆说：“我在那里，时间很短，四五个月，结果同王明当面吵架，是托病辞职的，关系搞得极坏，——我与王明，第一不喜欢他那件布尔塞维克的短皮夹克及后面跟一位高领皮大衣的华贵太太(即孟庆澍——笔者注)，官气太足；第二他对我们作报告，断言国民党从此不会流我们的血，我当面顶了一句，触犯了他；第三，我编副刊，收到不少从国民党战训班(亦即集中营)青年大量血泪控诉信，我不懂策略，主张在报上发表部分，从此被王仇视，我呆不住，托病离职，进了医院，也即成了逃兵……”胡风夫人梅志对此也在《胡风传》中回忆说：当时王明领导《新华日报》，报纸上不但整版登他的文章和报告，连他妻子孟庆澍的大文，题目也用黑体字标出，而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华岗也很不顺心。
也许因为和胡风沾了一点边，后来就有了“政治麻风病”的嫌疑了，加上华岗在参加革命活动时曾被敌人逮捕过，即他曾在武昌反省院与任作民、向明(后为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为狱友，后来因为向明出了问题，华岗也就脱不掉干系了。这就是当年的“革命逻辑”。
1955年8月，华岗被诬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原因就是他曾是《新华日报》的编辑，与胡风有过交往。公安部从胡风的日记里查出华岗和胡风自1937年12月6日至1940年9月10日互访有52次、通信3次，此外建国后因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胡风情绪不好，华岗曾写信劝说胡：“吾兄似应克己，将情绪集中对于某些问题，加以较深发掘，尚有较实际之贡献。”这封信，不过是华岗要胡风转移情绪去研究、发掘鲁迅的思想。而此后华岗也参与了对胡风的批评，即1955年3月他以“方衡”的笔名发表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的实质》，他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批评胡风的。